凡了解一点清末戊戌变法史的今人都会知道，梁启超是当时“变局”社会追求改造中国、移风易俗的积极倡导者，那是一个由封建统治者唯一舆论主导、深受千年纲常名教、伦理道德洗脑、因而具有封建惰性痼习的社会。梁启超以民权反对君权，在一个“民”字上充分展现了他唤千年中国沉睡之旧梦和气势恢宏的才智（中国“醒狮”一词便首次出现在清末社会）。他“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革命一词充实进了一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新概念：革命是一种由社会积极力量主动参与的机体性新陈代谢。从他参与戊戌变法，到参与民国初年的党派政治构建，到他退出军阀政府，历史可以这么定论：梁启超一生追求民权的主张从未改变（由于认知落后而又有政治倾向性，康有为曾错误地认为梁启超“流质易变”）。这是一个社会土壤性生成的、最终由军阀强权扼制而遭遇挫折的全过程。

20世纪初的清末中国，具有三股主要势力：传统的“忠君”专制皇权势力，流亡海外的保皇势力（光绪还没死），以及主张推翻清朝帝制的革命势力。由于内外逼迫（外即长期以来的西方殖民及中国领土上爆发“日俄战争”），专制皇权势力正在分化，形成了官绅“君主立宪派”；在光绪1908年死后，海外保皇势力同样产生分化，部分融入“君主立宪派”，部分融入革命势力；从同盟会后来分裂来看，革命势力也发生了分化。这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互为交叉的正常社会现象。作为旧有保皇势力成员的梁启超，其实正是诉求立宪“官权”反对“专制君权”、而“实则革命”的思想者。这是一种相兼相容而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传统的皇朝理论上说，在中国古旧社会，君临天下，官绅民都是君下的奴仆。梁启超无论主张“立宪”的官权（议会式），还是启蒙式的民权，都只具有一种相同的时代概念。

从清末史料来看，“开民智”是以上多种势力的共同话题，但由于立场及看待同一时势角度的不同，实施的手段则大相径庭。梁启超（包括严复等人）提出了著名的“新民说”，主张先在固有社会旧土壤中培养具有全新观念的人民，“新民”可以改造社会、改造民风、甚至改造政府机构的构建理念。这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新理念。西方学者曾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有什么样的政府，便有什么样的人民，两者具有一种社会相生相养的关系。但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却成为了千年话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此，当时由革命思想主控的《浙江潮》第八、第九期连载了《近时两大学说之评论》，批评了“新民说”，认为“有倒果为因之弊”。后人相信，清末中国人对“因”和“果”、“鸡”和“蛋”之说，早有了睿智的回答；而对官绅“君主立宪”主张，则直接说为“所谓隔靴搔痒者也”。

清末民初一段历史说明，社会的相生相养性、文明和暴力的各自相生相养性，已经成为了历史社会发展的确论（循环史）；而对于因和果的关系，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则确信：政治制度是一切社会现象之源，它是一个塑造器（“一个民族最主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