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澳门是西方文化（耶稣教）对中国传播的的第一个窗口。这个窗口的开启，始于明朝末年，是明末政府对外主动和被动两相结合的结果（假如把被到达当作是被动，——不少关于清末被侵略的史笔和受这种史笔影响的史论都有这种观点）；世界史表明，西方以公元1500年为标志进入人类社会的近代史阶段，自此开始，已经掌握了航海技术的欧洲葡萄牙人首先于16世纪初到达中国沿海（史载1513年，明朝正德八年）。开启一个流通贸易窗口是自古中国与周边民族和平相处的标志（如北宋、南宋与辽、金和平之际），对贸易口的掌控，是皇朝政府获利的一个重要途经（史称“朝贡贸易”）。从这点上说，澳门向外出租，是明末政府的主动行为。

但是，自中国从明末进入清朝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化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发展，开拓世界市场、进行殖民掠夺成为了西方各国血腥原始积累的大势所趋，他们进一步强迫清政府出让香港、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由于传统中国“夷夏之辨”（古代国情论）的民族感情，澳门贸易租界地，被后续的一系列被迫性历史走向渲染成为等同于英国炮舰下强迫占领的香港。历史学家陈旭麓在为《澳门四百年》作序“我要回来”一文中说：“新中国建国后，对澳门史的研究一度着重于葡萄牙的侵占；近几年来，则较多地论列澳门的对外贸易”，这是后人书写“历史”的两种角度。显然，前一种更多地用后人的民族感情主导了客观历史的真实书写。这种主观感情，反而淡化了那段历史中的真实部分，——明末统治者也不希望打仗的主动开放（唯一贸易口）。

明末历史记载，葡萄牙人从涉足澳门到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正式定居澳门的半个世纪（同期荷兰在日本幕府时期的贸易史则使日本产生了“兰学”这扇窗口），曾经历了多次被赶走和重来的往复过程。根据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奸臣观念，澳门得以正式租给葡萄牙商人，是因为广东地方官员收受葡萄牙人行贿而成为既成事实的（史笔有载）；但按中国传统皇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即官员只是皇帝“家天下”看家护院者的逻辑去看待，行贿而真正获利者只能是那个专制的皇帝，不过他可能没有任何历史（皇族正史）记载地躲在了幕后而已。从明末著名红夷大炮的援建，到清初葡萄牙人组建海外军团支持南明政府抵抗满清铁蹄八旗兵这一系列史实来看，葡萄牙人已经和明末政府合作愉快，并对即将的“新”（清）政权不那么信任和确定而已。更有甚者，澳门从中西之间那么一个通商口岸发展成为著名的一个赌城，一方面说明了葡萄牙这个国家从之前曾经的航海贸易强国堕落成为欧洲世界二三流国家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说明了进入清朝以后的中葡政府对澳门唯一获利性的原始欲望，不排除是两者共同作用的产物，澳门只成为了依附于国际间经济发展实体上的吸血性肿瘤。这也是澳门历史发展的一种自身逻辑反映。

清朝乾、嘉时代的史料记载，英国在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之前，曾多次在一口通商的广州海口门户和葡萄牙人抢夺澳门，澳门葡萄牙行政官员曾通过在京葡萄牙传教士向清朝皇帝告御状。但有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的那个皇帝，反把葡萄牙人的告状视为内奸和挑拨，只处罚了那个传教士，把他赶回了澳门。后来的历史走向是，葡萄牙人和英国入侵者达成了妥协，英国向清政府申讨一块和葡萄牙人一样的租居地。这便是英国在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炮舰政策下夺取的那一块香港岛。

澳门租界历史的起始和香港历史的起始既有着相同又有着不同，把两者同视为屈辱是后来历史发展并兼带而起的民族感情所致。感情不能替代真实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否则便只能是历史纵向社会传承的一种偏激观念史。甚至可以说，当16世纪初葡萄牙人为中国开启一扇西方世界的窗口时，明末政府和其后清政府只对这扇窗口视而不见，中国封建皇朝政府不能完全推脱这样一个历史责任。一段清初中西交往史（所谓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的礼仪之争）说明，康雍乾祖孙三代皇帝只着力地关闭着这扇窗户（持续三代的文字狱是其中一个部分），让中国人（包括后代适遇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本人）仍只知有天圆地方的“天下”而不知有浑圆球体、五大洲三大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