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至1894年甲午战争三十多年，史称洋务运动阶段。对此一阶段，近代史学者（传承于当时）也有不同的提法，有人称它为“自强运动”，有人称它为“同光中兴”。据笔者理解，称洋务运动，注重的是洋务各项事业的引进；称自强运动，注重的是器物技术上的提升和更新换代，它是中国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一个近代化开始过程；称同光中兴，用皇朝年号作为名号，有些偏重在了清廷对内对外的权力的收归和再整合。事实上，这三者几乎同时反映在这三十多年的洋务“变局”中。

但是，就洋务运动而言，它所反映出来的实效之差，也是让那些真正了解这一阶段历史事实的人触目惊心的。那位洋务运动鼎力提倡者恭亲王，晚年曾留下了洋务“实少名多”的史笔。那个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期间宠信的进士“新贵”、后来被戊戌政变所杀戮的“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在光绪大力倡议阅读前人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时，在《制洋器议》一篇后这样写道：“谨按此议数款，今已悉行。惟不许仍前有名无实方可。我中国讲求洋务数十年矣。至今造一船，制一器，必用洋人；甚至我使臣出驻各国，必须雇坐他国之船；而招商局船，每月轮行江海者，犹必雇洋人管驾，岂非有名无实之显然者乎？他可想见。此无论不能争雄海上，即求保卫吾国也难矣。前之洋学既若是，今之洋学当何如，谋国者，必有以此处。”

此时的刘光第还处于清廷中枢的变法中心，想必他不会说一些无稽之谈（不否认此一说法具有不完全性）。“必用洋人”、“ 雇坐他国之船”、“ 雇洋人管驾”，真实地反映出了数十年洋务运动的浅表性，即很多近代史学者提到的、只是脱离人的因素的器物洋务。笔者以为，在中国封建皇朝社会，只要不是那个专制政府主观想要的，即便民意汹汹，也只能具有表象性，而洋务运动正是由列强侵略的外逼和地方官绅内推起来的一种运动，它客观上促成了当时社会的近代化面貌；而很多史学者都认为，清政府只具有被迫性。往深里说，清政府只在洋务运动中看到了对内对外重整古旧落后认知性的唯我利权。至戊戌变法期间，洋务运动已经历近四十年，后人在太多的清末史专著中看到了清廷向欧洲各国派遣国内学员学习驾航、制器、设立船政学堂、军械学堂的种种史料，但是，刘光第一语道出了它的浅表性，“岂非有名无实之显然者乎？”

众所周知的道理是，一种不能真正为我所熟知、可以动如指掌成为自己的东西，只能具有暂时性和脆弱性。这也难怪，数年前甲午战争前夕洋务大臣李鸿章在对外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性和避战心态，因为他深知，数十年的洋务，都是“输入”的；在清政府为主导的心态上，具有一种不愿意的外来强迫性。它几乎同样可以解释戊戌变法一年以后那场由清廷支持的、发自民间义和团排外运动。这是清政府躯体生理性的排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