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皇朝时代，中国不存在人类学，却有着深奥无比、雾里看花的“社会学”。在这种“社会学”中，个人必须服从社会；而这个社会，无疑由皇权及环绕皇权的权力者（封建传统社会四民之首的“士”）体系所规范（由于这种规范性，它成为现在很多学者所说的“儒学影响无所不在”的历史现象）。在那个被规范的社会体系中，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宗法人情、道德政治关系学构成了这种“社会学”的主旨。它就像农耕社会的人必须依附于土地一样，个人也必须依附于社会，这是那个封建皇朝时代的认知“真理”。这是一种脱离“人”而只具“权力”的社会学（权力崇拜被现代社会称为“恶的崇拜”）。

正因为如此，那个社会的人是可以被圣化或妖魔化的，这几乎就是那个蒙昧时代的史实（皇朝宫廷档案）反映。在那种社会学中，被统治者（“士农工商”中的后三者）、边缘少数民族都是妖魔化的对象。且不论“妖人”、“刁民”常常出现在官方档案中（不能否认，由于社会相生相养性，刁民和刁官共存，就像“清官”和“良民”共存一样），据清朝史笔记载，清朝官方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一直把西方人妖魔化为“犬羊之性”，而贬低性的“夷”字改称“洋”字（大洋之外），竟被西方入侵者作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的谈判条款。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夷务”成为了“洋务”，上海老城郊外“夷场”之说成为了“十里洋场”之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当时清朝官绅社会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有关“夷人”神话传说：西夷是“异类”（“夷”指东面的野蛮人，却和“西”连在一起，确是一种骂人口不择言的现象），他们的腿是直的，没有膝盖，不能下跪（此说反把“下跪”美化成了人种优越。康有为就大言不惭说：膝盖就是用来下跪的）。此一传说曾影响了初去广州禁烟的林则徐，即上奏所言夷人“一仆不能起”。此说也一度成为了西方人不善陆战、放“夷”上岸然后搏杀的清廷对外军事策略。

有关西方人没有膝盖的传说颇具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中英鸦片战争半个世纪之前，即1793年，清朝史笔记载了英国马戛尔尼商贸使团第一次来华访问的历史事件。那次，清朝官方再一次掀起了像之前康熙朝一样的与西方人的“礼仪之争”：关于“朝贡”“夷人”必须以“三跪九叩”礼仪跪拜“天下共主”乾隆皇帝的礼俗。据众多历史学者考证，最终，乾隆皇帝“权当他们是化外之人不明礼仪，唱个大喏就算了”（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有关西方人“没有膝盖”不能下跪的说法自上而下地传开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后人可以确信，马戛尔尼使团共八百多人能够进入承德避暑山庄见到乾隆皇帝，是经过了众多清廷官僚的层层接待的。这批清朝官僚亲眼目睹了那些西方人，他们不会没有看见“夷人”两腿走路同样可以弯曲的事实（包括一口通商广州的普通百姓），但天朝传统观念这种大势，使得难免的曲笔走向了曲解，并成为了清朝后人的历史误读。毕竟，在天朝这个社会中，能够亲眼目睹“夷人”的人，少之又少。

清朝官僚史笔同样明确记载：西方人是患有“白化病”的一种异类（这种病古代就有）。也许，由于不识人类学，那个时代的官僚阶层认为，基于“神人合一”，上天特别眷顾“中央之国”，只有天朝人才能被称为“人”，而“夷人”则是上天胡搞弄出的“异类”和“犬羊”（与皇朝“牧民”观念倒是一致的）。清廷官僚们把西方人称为“夷酋”，即酋长制部落的原始人。这是“之前中国人不以平等待西方人，而之后西方人不以平等待中国人”（历史学家郭廷以语）的相同表述，也是封建皇朝（有关人类社会认知）循环史论的相同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