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为末等”是古旧封建皇朝中国的历史性传统观念。即使在封建皇朝灭亡一百年后的今日，“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观念还不可避免地存留在中国人对现实社会的认知观中。透过中国社会对“商”历史定义的重重迷雾，我们能否看到其背后的源头所在呢？

上下五千年农耕文明是中国载于史册的辉煌成就。自给自足（家族性）的农业经济需要一个不受外来干扰的相对封闭的独立环境，而商业流通则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条件。独立与开放形成了一对矛盾。在历史悠久“以农为本”的主流经济结构中，商业流通只成为了一个支流。因此，传统落后的农耕文明成为制约商业流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社会经济因素。

有现代学者认为，中国现存的户籍制度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把人依附在土地上；而商贸是一种流通业。流通不但对需要相对独立封闭的农业经济构成了威胁，更对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统治构成了威胁。在清史档案中，就记载有历代皇帝（外侵商贸武力突破国门前）严禁商人失控性流动的上谕：他们借商业流通为名大搞串联和造反事业。后人可以从近代以来“革命者”以挂牌“贸易公司”之名组织“非法”团体这一不远的历史现象，看到那种久远的相同表现形式的历史端倪。这是社会政治因素。

就商业流通而言，利益最大化是这一行业的特点。但是，利益最大化难道不是任何人类社会、包括农耕文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各行各业的共性追求么？正因为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掩盖了社会人们对本质共性认知的历史真相，而把商业流通的特点单一性地放大了。这是社会观念“合理”形成的历史因素。

其实，就真实历史来说，商的强大力量而非“末等”的作用，是载入史册并为历史人们所共知的。公元前开创一统专制强权封建皇朝的始皇帝嬴政，便是依靠了“义父”豪商吕不韦的“财团”力量，商业获利最大性正是七国之一秦王集团原始积累的、可以呼风唤雨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只具自给自足性质的农耕经济所缺乏的。官商勾结，为奸为恶、追求利权最大化，绝非是千年传统旧中国仅为“商”的个体行为。而自后封建统治者构建的“商为末等”社会理念，则是它设立的“倒立着看待这个世界”的所谓社会秩序。

就从“无商不奸”这种绝对化的历史定义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传统旧中国文化中非此即彼、以偏概全的极端化理念。它应该同样是传统旧经济和旧政治的需要。

历史学者称：“近代城市化往往以贸易为先导，因商而兴，由工而盛”；由于中国落后和西方扶持清廷的殖民性质的通商贸易（清末时人揭露为“君权”和“外权”，也即后来历史解读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城市化主要不是由工业化来推动，而是主要靠商业化的力量”（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近代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世界以工业制造为后助力、商业贸易为先驱力的强劲流通大势，冲破了构建在中国农耕业制约商业发展之上的固有落后“倒立”的势力。互为促进的工商流通业发展是国家“盛”业的需要，而它必定具有开放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