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类社会目前的认知范围，权力大概是最高级的东西了。在百年前的封建皇朝中国，权力不代表其它，譬如具有“它”概念的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只代表“我”和“我的一切”，以此构成了中国历史长久以来的、至今无庸置疑依旧存在的“有权便有一切”的观念。由权力运用产生的权术，及由权术发酵而酿出的皇朝道德政治，无不围绕着这个主题。

在那个时代，权力不具代表性，也就是说，它不是国家、民族、社会发展这种基实奠托起来的东西。数千年皇权打造，已经成功地把它烘托成高高在上的、所谓“天命”的东西，即统治者自吹的代表“顺天”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皇朝历史给后人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以古旧“官绅民”社会来看，直接参与制造社会财富的广大普通民众永远处在这个社会体系的底层（古人塑造了一个“君子不器”的社会秩序），他们要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除非冒天下大不韪地进行造反，然而历史鲜有成功的例子，——就刘姓、朱姓等那么几个幸运鬼（再或“贰臣”夺权另立朝代，因此留下了“窃国者侯”的古语）；官宦豪绅这些对整个社会体系有枢纽作用的少部分中产阶级，只能以拥有“一亩三分地”为安命（贫）乐道，他们要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小相似形权力圈子）的权力者地位，大都垂垂老矣；而历朝一姓家天下皇族之内，问鼎权力、觊觎拥有“我的一切”者，则大有人在。

中国封建皇朝历史完全可以作这样的定义：获取皇权，无不经由了“宫廷政变”，——皇位顺利交接者实施的是“一朝皇帝一朝臣”唯我策略，几乎全盘推翻了前辈的既成体系；而非正常的皇权交接，更以宫廷讳莫如深的血腥一面呈现给了中国皇朝历史。

权力既是光环，权力又是罪源，历史上垂死的皇帝无不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在权力交接之际，大都给予了继承者种种直接扶持（包括杀功臣、排异己），这里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清末咸丰皇帝临死之际，把议政的权力给了“顾命八大臣”，把“钤印”的职责给了东宫（正宫慈安）、西宫（懿贵妃，后来的慈禧西太后）两皇后，据清朝史笔记载，又把钳制西宫的一道诏书给了东宫皇后（个性懦弱）。很多近代史学者说，这可谓咸丰皇帝深思熟虑的权力交接形式了。但是这种不能代表任何社会基实（包括个人能力）的东西，注定了它的虚构性和失败性，两宫太后联合遭咸丰皇帝生前排斥的恭亲王，以阴谋发动了宫廷政变，成功地问鼎了权力，使“八大臣”遗臭于整个清末皇朝（及至后代）。可以说，脱离社会基实的权力是宫廷政变的制造机器。

更替的一姓皇朝、政变的皇子皇孙在自诩着传承于“正统”（所谓“顺天”）中走到了20世纪初，给中国历史划下了一道道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