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读历史，大多数学者容易产生似是而非的结论，是把某种历史现象作为单一数字模式进行比较，例如所谓古代封建皇朝的官僚低薪制度，只从当时社会的物价和家庭开销上作比较。这种后人的解读，是不符合史实的，说皇帝运用低薪制亏待他的臣僚，如果一百年前清朝上溯的一个个帝王在天有灵，他们也会大呼冤枉的。

现代人们常提到的“利权”两字，其实正反映出了封建时代行政管理机制中本质的东西。利是皇帝所赐俸禄（古称皇禄），即所谓低薪；权即特权，官员们据此可以获利。皇帝用这种低薪和特权双轨制控驭着他的整个官僚机构。特权保障了官僚阶层低收入高获利的客观事实，这是皇帝和臣僚都心知肚明的。它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此之上，“三纲五常”君臣专制制度中的为官道德标准（现在可理解为政治觉悟），才是束缚官僚制度的一根无形绳索。这三者的互为交织，才出现了历史上的虽为声名狼藉的贪官而仍重权在握的众多现象，才出现了“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封建时代的为官现象。否则，就低薪制度，它无法解释“三年知县官、十万雪花银”的历史事实。特权生利（贪污）既可以使臣僚忠心地为皇帝服务，而一旦发生民怨，又可以把罪责转嫁于臣僚以缓 和君民矛盾（所谓明君现象）。

低薪和特权双轨制是皇权独裁的秘诀：等级制薪俸是硬性指标（利诱升官），特权是软性指标（所谓肥缺）。有历史学者把封建时代官吏贪污腐败归结为低薪制，恰恰是后人把两者割裂以后的误读，因为他们无法解释“特权”和“低薪”之间互为矛盾的关系。其实，正是在权力运用的反复实践中，独裁者把看似矛盾、实为相辅相成的两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贪污行贿具有官僚机制润滑作用）。对此，当今某些著名的历史学者也还存在着述说模糊不清的现象。

在封建皇朝时代，贪官腐败现象为制度机制的产物，这其实已经被现代的人们所揭示。古人因银子颜色而称“灰色收入”，它并非上不了台面，而代皇帝大搞“吏治”（改革）的朝廷近臣的结局往往很惨，便缘于此一道理（皇帝也难以除外，如清朝很有目的性地大搞吏治、实施“高薪养廉”而最具骂名的雍正皇帝）。 

正因为这种机制中有着皇帝的意志，所以历史上的封建皇朝时代，是传承性地大搞“吏治”的。统治者（皇帝）以为，由个人意志确立的制度，同样可以凭个人意志去根除它内部的弊端，以自我更新，所以都自呼“千秋万代”的。事实上，由于个人意志（即使圣化）无法和制度形成的社会意志相抗衡，封建皇朝无不由开朝时代的相对“盛世”循入了没落更替，即使出现偶然的“中兴”，也只是暂时性的。根本原因，权力者自我神化，才是那个蒙昧时代的认知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