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告诉后人，广州在开放的五口通商之列。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战后的广州只是名义上的开放，而真正开放，只是近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为此，英国领事曾指责清廷不遵守条约信用。其实，任何权利（包括个人）的要义是：强权性质的城下之盟是从来不会被真正遵守的。

现代学者所披露的史料揭示，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以后，便暗中唆使广州地方政府组织民间“社学”予以抵抗，以桌面下的行为获取它桌面上获不到的东西。原本通商的一口广州，反而成为了“绝市”之地。这便是载入清末史册、并取得较为成功的“反入城”斗争（所以后来曾国藩提出“诚信外交”）。但它“挨打”以后官场上的替罪羊之二，一者为耆英，一者为后任两广总督叶名琛。

英军的入侵和贸易扩大（工业品冲击），从广义上说，一体性损害的，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民众利益。这是民间抗英的基础；而所谓“民心可用”，却为大多数当时官绅所共识。广州附近沿海地区用以抵制外国人入城的民间“社学”，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的。

对于皇朝政府来说，羁縻是它传承性的治政法宝，可谓驾轻就熟；而屁颠屁颠地为清廷作对外羁縻的，便是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同为清廷体系的耆英，不会不知权利的要义，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他不能不舍身为君。面对英国气势汹汹的入城开市要求，他把一切责任推诿给了广州人民。广州官府贴出“开市”布告，便被绅民组织立即撕去，并发生“围殴”衙吏现象（没有背后官绅势力的支撑是难于想象的）；而一旦中英发生冲突，如1847年英国人和广州当地人发生殴打致死事件，两广总督耆英便杀民以“致歉”。其实，现在留于史册的英人史笔揭示，英国人对于清廷官方的这种明暗羁縻伎俩，不为不知，但是广州绅民的强烈抗外行为，也不为不是实情。有现代学者揭示，英国领事一再强压广州地方政府，待管制好了当地民众之后再“履行广州进城的诺言”。此事遂暂被搁置。这是清朝史册留下“官怕外夷，外夷怕百姓，百姓怕官”民谚的由来。

官场老道的耆英不会不知道对外羁縻策略的两面不讨好，这几乎是自后清廷洋务重臣（包括也有“卖国贼”帽子的李鸿章）的历史常态，他“曾表示辞意”，并进京运用多方关系。在他杀民引发众怒以后，1848年2月，被召入京（后被后任皇帝咸丰以“奸臣卖国”罪赐死）。接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广州巡抚叶名琛继续执行清廷明暗两手的对外羁縻策略。在民众抗外得到成效以后，徐、叶获得了官位晋升（徐被封为一等子爵，叶被封为一等男爵；相反，英国首相巴麦尊在所致文献中指责徐广缙“失礼不当”。另据历史学 家郭廷以先生在《近代中国史纲》中揭示：抗外绅民“团练的领导人为南海知县华廷杰，即《触藩始末》的著者琴阁楼主、番禺知县李福泰、编修许其光、前户部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这是抗外的官方势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被由炮舰强行攻入广州城的英军俘至加尔各答。他自比古人“苏武”，但咸丰皇帝没有给他吃好果子，斥他“咎由自取”（ 徐广缙后来因镇压太平天国不力而被革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的“绝市”，使得原本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贸易没有发展起来，各国的领事机构、商业团体逐渐向上海发展（福州、宁波同样发生抵抗）。上海老城外是一块沿海滩涂荒地，它从五十年代带有蔑视眼光的“夷场”，逐渐变成了六七十年代的“洋场”（十九世纪末以后称“十里洋场”）。上海的发展有着这么几个历史条件：由于广州城的抵抗；由于太平天国起义造成长江下游地区大量躲避战乱难民的涌入（逃入上海者有富家巨室也有百姓流民）。史述常称上海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客观地说，它是不分中外的（只是由于列强在上海老城外租界区设立“政府机构”工部局，这种“乐园”更偏向了外来入侵者）。广州商贸中心北迁进入上海“夷场”，原本洋人商行的华人买办一起相随而去，如著名人物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者仍为买办，后助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郑则被誉为启蒙者）、吴健彰（亦官亦商，官至苏松太道）、刘丽川（小刀会起义首领）等，上海时有粤帮和浙帮的称谓。清朝社会的命运之手，推着这批人走上了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