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再证明，论历史人物的是与非，只是目光如豆。

假如说左宗棠收复新疆、把新疆从过去满蒙势力范围概念纳入了近代中国行政省概念，巩固了祖国的统一，那么，刘铭传则把台湾从原来传统封建官僚的“生藩”、“熟藩”概念纳入了中国领土的概念，为巩固近代（海洋）疆域的主权作出了贡献。

刘铭传出身淮军将领，1884年中法战事紧迫之际，赴台湾督办军务。他是清末自西方强敌入侵数十年以来第一位避开外敌（法军侵台）炮舰优势、放敌人上岸进入、发挥自己陆战优势并取得成功的真正实践者（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这种战术都失败了）。可以说，台湾抗法胜利是刘铭传个人魅力和时人多方合作的结果。刘铭传于1886年1月正式出任台湾巡抚，是有清一朝清政府在台湾设置的第一任独立的行政长官。他在台湾架设了近代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发展近代通信技术，开办煤矿，发展商业贸易。但是，由于在民间自主“商办”上得不到清政府支持，被斥为“谬执己见”，竟遭致革职留任，并最终于1891年被“开缺”（在1896年台湾被日本侵占之际病逝）。刘铭传在台湾“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被誉为“台湾近代之父”。

但是，这位“台湾近代之父”，实际出身只是一位少年读书不多、拉杆造反、占山为王的土匪。李鸿章回乡招募军队以镇压太平天国之际，才把刘铭传拉入了淮军，号为“铭军”（据有学者考证，铭军最善于学习西法军队，为淮军之最强）。

反观刘铭传的接任者、台湾巡抚邵友濂，却是一位名副其实出洋见过世面的近代人物。据说他早年去法国留过学，回国后历任清廷大吏出使各国的随员，对近代中国建设应该不会不具有独特的眼光。但是，就是这位继任的“海归”大吏，却遭到了清廷御史（钟德祥）这样的弹劾：“处心积虑，不过欲谋充实宦囊而止，其庸劣无能，实不胜封疆重任。抚台以来，凡台产硝磺、樟脑、金沙、盐滩，凡有大利可图之局，编布私人分领之，笼入曩橐。”（转引自郭廷以《中国近代的变局》）

刘铭传和邵友濂真的有如此的优劣之别吗？从两人的出身、学识、经历来看，是解释不通的。也许，时势造就才是两人不同的留于史迹中的真正本质反映。

刘铭传战将出身使他知道亲历自为、注重务实的重要性。“洋务先驱”恭亲王倡导的洋务自强运动在这些新兴的淮军将领中还有着余势（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遭休致），接任清廷中枢权政的醇亲王也较能支持洋务事业（不在位时竭力反对），遂使得一方疆吏刘铭传还能在台湾有所作为。但是，随着牵制擅权的恭亲王被罢黜，虽归政但嗜权如命的慈禧太后成为了真正的太上皇。醇亲王只唯太后是命，挪用海军衙门经费修造颐和园以供太后颐养天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只是一个为清廷残破大厦糊纸以遮风挡雨的浆糊匠（醇亲王1891年死以后的庆亲王奕劻更为不堪），刘铭传革职更是有识之士难有作为的显例。在这样一种时势下，刘铭传革职成为了接任者邵友濂的前车之鉴。正如当时有官宦所言，即使孔明管仲再世，也难有作为，何况“既有学识又有见识”的邵友濂？

正确的认知应是，把刘铭传和邵友濂绝然地区分为“好人”和“坏人”，是对两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偏执之见。在同一个落后制度体系中，个人力量微不足道而无法有所作为，这是刘、邵两任台湾巡抚的共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