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古往封建皇朝传统政府，由于立足于陆地性农耕文明，它与沿海诸岛如台湾（古代有“夷州”、“小澎湖”诸称谓）等的关系，远非如陆地相连的周边“朝贡”属国如朝鲜、越南、缅甸等诸国来得密切。皇朝政府采取了“守在四夷”、设官自治的对外策略，即视其为“万方来仪”前来“朝贡”的势力范围之内；而由于客观科技生产力不足，海峡阻隔，海岛领域并未真正进入皇朝政府的视线之内。海岛只成为中国大陆历朝历代沿海人民谋生迁徙、或逃犯流亡之地（史料记载，充军也只在边夷之地）。台湾历史学家连横（1878——1936）在《台湾通史》中说：“台湾原名‘埋冤’”，由中国沿海漳泉人所命名，为渡海开拓者艰辛和含冤之意，而“埋冤”正和闽南话“台湾”同音。

可以说，中国沿海岛屿的兴盛史，记录了中国自古人民一段漫长的迁徙历史。中国封建皇朝政府对台岛管辖时断时续。逃离大陆皇朝政府的侵扰，远离逐鹿中原的历朝内战，谋取一方和平乐土，是沿海边民迁往台湾诸岛的主旨。

台湾进入封建皇朝政府视线，只在近古的明末清初之际。台湾另一位后辈历史学家郭廷以（1904——1975）说：“首先叩中国之门的葡萄牙人，当时是否到达过台湾，虽不敢断言，而首先介绍‘美丽之岛’之名于欧人的，则确为这个‘佛郎机’人”（对西班牙、法兰西人等的统称，荷人则称红夷），“当时名义上明廷虽不曾在台湾设置政治机构，树立起统治权，实际上则人民已建立了经济基础，成为台岛的真正主人”（郭廷以《中国近代的变局》）。它和有清一朝山西、陕西民间谋生“走西口”（目的地是蒙俄边境的恰克图，其地相当于当时东南沿海贸易口岸广州）、为（内）蒙古带去中原文化一样，起到了民族融合的作用，——民国初年内蒙古回归中国，不能不说是之前历代人民的迁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远夷“叩门”惊动了岛民而由边民这根末梢神经传输给了皇朝政府。即便如此，清初顺治、康熙政府在明朝遗臣郑成功占领台湾以后，采取的策略是强令沿海居民内迁百里，断绝大陆沿海对岛民的接济，“禁海”以封锁孤岛台湾（有学者说，这正促成了郑氏在台湾发展对外贸易）。清廷皇朝还没有主权概念，而仍只具有势力范围的传统概念（康熙朝打败郑氏势力以后在台湾设立总兵）。清政府在台湾设立行政官员只在近代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闽浙总督沈葆桢兼署台湾行政（实行“开山抚番”，同时因人口不足开禁了内地人渡海充填台湾的策略，之前禁渡）。而此时清廷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对日本使者所说的关于台湾“生藩”和“熟藩”之语，无意中正自白了封建皇朝设官自治“守在四夷”的传统观念（官吏为“熟”，平民为“生”）。一个“藩”字，是封建政府对国家和人民领土的误读，它真实表达了当时台湾在清廷官僚眼里的附属地位，被日本抓住话柄，成为日本屡次抢夺台湾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台湾在《马关条约》之后的失去，是长久以来封建官僚落后的认知观所导致，是他（们）从传统封建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时期只知有天朝“天下”及“朝贡制”不知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口不择言。

清政府正式把台湾岛划入大清中国的行政省，只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海疆危机日益严重的1886年（清廷追认是在1888年），“闽台分治，台湾单独设省”，首任巡抚为淮军名将刘铭传。其时离台湾被日本侵占只在数年之间了（1895年台湾在行将被日本侵吞之际，意在抵抗日本的“台湾民主国”成立，巡抚唐景崧任总统，为时仅数月）。

郭廷以说：“中国历史的剧变，为中英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台湾之不得安宁感受威胁，亦肇始于此时。……此次抗战胜利，结果中国解除了百年来的压迫凌辱，台湾亦随之解放光复。这足证国际关系影响台湾之深而且巨，尤可知台湾与中国关系之密而且切”（同上书）。

中国古代沿海边民远离纷扰不息的大陆而谋求进入“世外桃源”，而近代以来，这里正成为了中外纷扰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