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帝王“皇权神授”的“代天”说，既给统治者带来了利端，即王朝正统观，又带来了弊端，造反者无不高举“顺天”大旗予旧朝以推翻。那面“顺天”大旗，从其作用来说，可视为一种宗教。中国载入史册的第一次宗教造反，可算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他们在鱼腹、山间大石等处预埋“顺天”文字（古旧以民间迷信对皇权迷信的现象），以鼓动民间的信仰。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造反，又打出了另一面大旗：正统。这位与刘氏皇族相差不知凡几的底层社会刘姓贫民豪杰，面对军阀割据局面，以皇族后裔自居，统一了皇朝（一统皇朝亡期产生军阀战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常态。虽唐朝官僚大儒韩愈提出“道统”论，却未能改变这一历史沿习，仍没有找到医治这一历史病的钥匙）。

据前辈历史学家吕思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正统观大约以宋、辽朝为界限（不否认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渐变过程），“自辽以前的异族，无不自托汉族冑裔的。如拓跋氏自称黄帝之后，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金以后就无此事了。又如后魏孝文帝，摹仿汉族的文化，不能谓其无诚意。金世宗却竭力保存女真的旧风。两相对照，殊有趣味。”（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即宋辽前无异族观，都只冒称正宗汉人后裔以企图取代“正统”。

宋朝以后，由于异族兴盛和入侵，渊源于中国古旧文化元素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发扬光大，其包含的内容，除了原先的“正统”以外，又包含了汉民族固有宗教的成分，“如元末的白莲教便是”，“白莲教所推戴的韩山童，要冒充宋徽宗的八世孙”（吕思勉语）。就白莲教反蒙元异族统治而言，具有了汉民族的民族主义色彩。白莲教是中国近古持续至近代的一种民间底层社会的宗教帮会组织。在汉族明皇朝时代，白莲教依旧存在，“明朝熹宗天启年间，白莲教徒曾起而为乱，就没有此等话头了”，“为乱”造反不再以汉民族宗教为旗号，而是倡导了“均贫富”思想。

明亡清兴以后，满清皇权竭力主张像前代金人一样保持满人传统，谓之满洲风俗淳朴、尊卑分明。白莲教则又打起了民族（主义）大旗。那些前明官绅潜伏于白莲教组织中。1729年，清朝雍正皇帝上谕：“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又说：“似此蔓延不息，则中 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按：活人）而已。”他那种皇朝轮回、为利权仇雠相杀的意识，倒也十分清醒。这是一种皇朝在清初杀南明抵抗者及汉族人无以数计却又指责他人的“骂人者自骂”传承性历史现象。

由于满清统治者采用了名义上的“满汉同治”对内策略，加上汉族人数居多，有清一朝至清朝灭亡以来，有史论认为，“满族汉化”了；但也据有很多中外历史学者研究认为：这只是部分汉宦对满清政权的主观认知，却改变不了有清一朝满汉从未消除矛盾和畛域之分的客观事实，满清统治者主观上只企图满化汉族。关于满化还是汉化这种所谓“民族主义”，史实只成了一种封建时代的狭隘主义。

至清末鸦片战争西方异族入侵时段起，满清政权也打起了“民族主义”大旗，高唱“夷夏之大防”。而清末义和团运动，恰恰成为了中国悠久历史社会造反与落后迷信（宗教）关系的最好总结：既有造反意味，又有反对西方异族宗教即排外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