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时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由于甲午战争是小国打败大国的一次成功典范，甲午战后，“陆奥外交”成为一个光辉的历史名词而被日本后代政客所推崇，并载入日本史册。

战后，生病辞世前的陆奥宗光曾在《蹇蹇录》中说了这么一句话：战时列强抛弃清国而站在侵略者日本一边，是欺软怕硬的人性弱点；而陆奥宗光于1897年病逝以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两种为侵略性的“陆奥外交”辩解的观点，一者为“二元外交”说，一者为“和平外交”说。这是否正是陆奥生前所说的人性弱点：趋势趋利地为胜利者寻找种种偏面性的理由呢？

“二元外交”说把陆奥的外交和战时日本参谋本部的对外侵略政策割裂开来；“和平外交”说则更是专攻“一元”而“不及其余”地加以夸大，认为“陆奥外交就是这样的和平主义！”（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外交官出身的冈崎久彦才正式承认“陆奥外交”具有战争的目的，但他运用了割裂时代的手法，提出“陆奥外交”是“时代外交”说的观点，即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常例”，并宣称它帮助“明治维新以后数次度过生死关头”。可以说，日本后代政客的种种说辞，正被生前的陆奥一语中的：人性的弱点！

但真正的学者并不以政客观点为然。1968年，日本历史学家中塚明著《日清战争研究》一书，第一次把“陆奥外交”定义为“开战外交”。他“坚持证实考信，求真纠谬，秉笔直书，力求揭示历史的真相”，“ 中塚能够做到维护历史学自身的独立品格，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的此项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戚其章《晚清史治要》）。秉笔书写历史真相不能说明日本学者中塚不“爱国”，而以“爱国”名义掩盖历史真相（实为误国），这种“爱国”才真正值得打上问号！这是现代国家关于“民主”所具有的历史涵义。

陆奥宗光被日本后人称为“外交之父”，他的“外交”策略激励着日本在扩张和侵略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以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致了“无条件投降”的耻辱。那么，这位近代历史上创侵略风气先例的“之父”，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

陆奥宗光出生于日本纪州藩的一个武士家庭，八岁那年，陆奥父亲卷入藩内政治斗争，因失败而使家境一落千丈，这对成长中的陆奥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年后，陆奥参加了“攘夷”和藩族之间的战争。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陆奥因对明治初期政府不满而加入反政府活动，逮捕入狱四年。在狱中，他接触到了有关功利主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书籍。出狱后，陆奥被好友伊藤博文拉入了“民主政府”内阁。假如经历决定了陆奥的性格，而具有偏激性格的陆奥又成为了日本“外交之父”，那么这种“陆奥外交”会否使得日本从此只看见陆奥所带来的“光辉”而走上“陆奥”式偏激的道路？这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值得研究的一位日本近代历史人物。

经历和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和倾向性观点，它会偏离人类的公义，这是凡人的共性，也可以归为人性的弱点，而非人性的真理（可怕的是把人性弱点归结为真理），它不分国籍。假如说，日本近、现代文明是建立在陆奥这种不择手段的基础上，并一意孤行，那么，日本（政府）带给亚洲和世界的灾难，将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