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洋务派之所以一度得到较多的毁词，是因为他们是皇权的西方器物“拿来”的实施者，并且结果只得到了洋务的惨败，“数十年苦心经营毁于一战”。在“中国文物制度优越性”的固有观念中，“但有开花炮弹”便成为了洋务的特点。

但是，清末洋务有一个渐变的认识过程，洋务派李鸿章是这种渐变的典型人物。可以说，他的一生便是处于“崇洋”和“媚内”（媚皇权）的两相依违中。

近代史述常把洋务运动中产生的派别称为“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那些洋务思想家。另有守旧派，不论），这只是叙述的角度。史实中的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就是笔者的观点：同一个社会受体，人们的感觉大致相同，只是不同的立场，产生了不同的视角叙述。无论守旧派、洋务派还是洋务维新派，他们处于同一个“落后挨打”的受体中，因而求强是时代共同的追求主题，只是对“强”的不同固有观念，产生了传承性的派别斗争。

中国有一个词语“博大精深”，它不但是一个现代用词，还是一个传承词语。清朝上溯的皇朝自诩“文物制度优越性”的博大精深归根究底在一个“道”字上。且看清末时人郑观应是如何阐述这个“道”字的。

郑观应是以著有《盛世危言》而对清末社会和其后时代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一个洋务思想家，他被现代学者归为早期维新派。在《道器》一文中，郑观应这样阐述了传统中国的“道本器末”观：

“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

他首先对传统“道本”观作了肯定的叙述，几乎一言概之。针对当时有西方文明输入背景的“中道西器”争论事实，他又是如何比较的呢？他说：

“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

这种“本”、“精”、“理”，得到的结果却是“堕于虚”，西方那种“末”、“粗”、“质”，得到的结果却是“征诸实”，这是一种悖论，因而郑观应认为两者“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具有了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这为后来谭嗣同认为“器本道末”的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点。可以说，从郑观应开始，中国已经具备了“政治为经济和社会服务”、“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现代思想。清末社会是对传统封建皇朝中国倒立着看待社会的“道本器末”颠覆的时代。

郑观应认为：道和器因为是辩证的，所以是可以转化的，而不是所谓凌然不可倒置的。他提出了一个“由博返约”的观点，这即为现代人熟知的“返朴归真”和“殊途同归”的思想。他说：“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显然，郑观应带有了主观善意来看待列强侵入的“五方入中土”，既有传统以德报怨思想(是其不足之处），也不无浓烈的理论色彩。在《考试》一文中，他甚至提出了“以西学为中学”的大胆观点：“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中文，以西学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顽。”郑观应重在理论推断，但不能不说他的观点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西化”的客观事实。他的“由博返约”和“殊途同归”思想，既是对中国古人智慧的阐发，也是对未来必然社会的大胆设想。其理论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全盘抹煞的。

清末洋务本质上是一种固所无有的维新，因而洋务和维新相辅相成，逐渐进步；对西方社会“器物”由表入里的认识，是对传统人治虚拟“道”为根本的颠覆。中国传统朴素的认知观“不经一事不长一知”，也是寓有事物为根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