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自古至今数千年存在着一种因果报应观。“报应”虽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学哲理，但“报应”两字实际是一种表象与结果的反映，是一种浅层次社会思维。由于数千年专制权力传承和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人们无法解释这种报应现象，只能表象性地就事论事。因果报应观和许多构成循环史社会的传统观念相伴相生，如一代不如一代等等。

民国初年的清朝遗臣满族人金梁（瓜尔佳氏）在《光宣小传》中这样回忆清末监国摄政王载沣：“有入觐者，常坐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回忆太后训政，皇帝不敢擅语。太后或令指问，亦匆匆一二言辄止，不敢及政要。而摄政王何所顾忌，乃亦如有禁格。识者早知朝政不能问矣。”

金梁在此作了两种比较：一，载沣与慈禧一样，应是无“所顾忌”者，但为政态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二，光绪因有慈禧“禁格”而“不敢擅语”，但无所顾忌的载沣却和光绪有了相同的表现。

金梁这段叙述，让人会跃然跳出“因果报应”四个字，慈禧对光绪的那个“因”，报给了后代载沣这个“果”。

传统史述会从历史中去寻找慈禧和载沣不同为政表现的原因。确实，权坛上身经百战的慈禧何能和初出茅庐、世（政）事懵懂的载沣可比？在专权者把权力传让给后一代的时候，如何能把身经百战悉数传让？权力是一个好东西，但后一代只能在权力者的荫庇下承享权力带来的所有，而一旦真正拥有权力，只能“坐对无语”。基于此，中国权力术语叫“培养接班人”，但是，它是否正是史述的在经历里寻找原因的、在同一种表象中得出的结论呢？客观地说，从中国封建旧传统权力观念来说，这个“皇权”是皇家“祖上”的，载沣能承担“祖上”如此重大的责任吗？从现代世界的国家观念来说，这个“国家”或“国事”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全体官员的。把全体的东西付之于一人，载沣何苦？中国俗语说：好好他坏坏他（书面语：宠他害他），慈禧实际上就是把载沣置于众相争夺的权力火焰上了——不得不说，这种“害了接班人”的现象至今仍在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传承着。若不是当时世界文明及民主追求输入对清末中国的影响，载沣这支皇族，会否轮回明末崇祯煤山上吊、自叹“何苦生在帝王家”这种循环呢？按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报应观”和循环史观，确实难说。

当身经百战的权力者袁世凯报应给载沣“开缺”回家时（袁曾被载沣“开缺”回家），载沣如释重负地表达了他的“何苦”：“可以回家抱孩子去了”。这是很多近代史学者常常引用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