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地位，说什么样的话，这是古往今来的中国常理；但正是这种“常理”说明，“话”没了标准。这句话套用于清末时期的那些清廷官宦，也是合适的。近代史学者大都说：清末官员在未经办洋务前，都具一副固有天朝气派，但一经办理洋务，便会大改先前那副模样。在这点上，醇亲王奕譞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奕譞在恭亲王当政时期，是一个激烈的排外者，但一旦他取代恭亲王实权、督办海军衙门以后，便毫不犹豫与“汉奸”李鸿章合穿一条裤子了。也许，这是固有观念和“睁眼”看见现实的区别；甚至说，是由于洋务可以提增自己实力的实用好处（即传统斥责的“见利忘义”）。

综览在义和团运动中充当重要角色的毓贤的近代史史料，或可以说，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官绅笔记说：他是一个清廉好官，也有说他是一个酷吏昏官；有洋人说他做官负责，也有说对他恨之入骨。在毓贤任山东（曹州）知府时期，他是一位坚决镇压“拳匪”义和团的酷吏，但至任山东巡抚，他则成了庇护“义和团”、仇教排外的急先锋。同时代官宦学者许指严这么评论毓贤的转变：“毓私喜盗众之畏己也，而又利其仇洋之可张己声威也，乃亦大变其面目，举前之斥为化外者，不惜一转移而奖之为义民”（许指严《十叶野闻》）。按现代人理解，这话有点这种意思：转移群众视线，导之于“仇洋”，把曾经残酷对待的“化外”（用现代语说，就是“没有教育好”，就是“野蛮”）“盗众”改称“义民”了。

许指严说：毓贤“盖自山东知府以至巡抚，以能治盗为名，名为治盗，实殃民也；自山东巡抚以至山西巡抚，以能排外名，……名为排外，实召侮也。”

山东知府毓贤是如何“治盗”的？

知府衙门设置了一种木制囚笼，犯人立在其中，上有一枷板，头伸其外，脚底有垫砖。行刑者只要抽去砖块，犯人便会因体力不支而死去。可以想象，设置有一排排囚笼的知府衙门，成为了一个屠宰场。按清制规定，地方官员不能随意杀人，必须报给上官，得到清廷批准。但是，这种规定，其实只是清廷制衡体系之内官员的手段；对下层百姓来说，实际就是一纸空文。一，只有“斩”、“绞”才是正法，须上报，而站囚笼本非死刑，可以不报；二，特殊情况下，可以格杀勿论。这样，权力者反正都在理由上。史笔记载，有目击者称，某日看见知府衙门捉了十多个“盗贼”囚于木笼，，不一昼夜，便送了鬼门关。不知有何时间取证为“盗贼”？这种凭知府主观判断便可以致人于死地的草菅人命，冤杀了多少性命？这种野蛮乱杀，就是“殃民”、就是乱政的另一种表达。甚至可以说，这是和载于史册的那些列强殖民者对中国所谓“对野蛮人用野蛮手段”的相同逻辑。

毓贤接任了因外国领事、传教士申诉支持拳民而被革职的李秉衡，任山东巡抚了。可谓一个李秉衡倒下了，又一个李秉衡站起来了。毓贤把那些“化外”盗匪改称“义民”，这是他为官的“此一时彼一时”。很多近代史学者引用了载于史册的毓贤自白，以证明他与“义和团”的关系：“义和团魁首之二，一为鉴帅（李秉衡），一即我是也”。山东义和团至毓贤步李秉衡后尘被外国申诉而革职，坠入了低谷、转向京津地区，因为清廷换来了受列强称赞的对内酷吏袁世凯任巡抚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官为政行为，总与专制政府脱不了干系。毓贤去职进京之际，正是慈禧太后戊戌政变、端王和刚毅把持朝政时期。史实是，戊戌政变以后，新法尽废，京城正笼罩在“谈洋色变”的排外气氛中。不久，清政府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

毓贤任山西巡抚之后，把那些像他当初任知府时期视“拳”为“匪”的州县官大加痛斥，说他们就是“新时期”的义民。他大力发动群众，热情接待无业游民，给他们接济钱粮，并发给他们刻有“毓”字的钢刀，以练拳术。一时之间，群相奔告，山西出了一个“好官”。投奔之人络绎不绝。最终，巡抚衙门应接不暇，毓贤不得不指令各地州县，就近给“义民”发粮发钱。可谓巡抚大人一声令下，各地州县官叫苦不迭。有“义和团”大师兄给毓贤出主意，指令各地“义民”，凡获得中国教民、外国教士财产者，十分之三奖给“义民”首领，十分之三分给各个“义民”，十分之四上缴“公费”，各州县官必须给予支持。毓贤称赞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主意。

各类近代史研究著作都揭示，山西是当时劫杀中国教民和外国教士最为如火如荼的地方。有一个外国教士在教堂受到抢劫后当众号哭说：我曾在山西大灾之年捐款五六百万两银子，救活了数千人，可以换我一命吗？有一抱着婴儿的英国妇女央求说：我是医生，每年救治数百人，可以贷我母子一死吗？

在争功取利的召唤下，这些都只能是废话。从清末至今的中国声音是：你的银两哪来的！一日之内，“义民”杀教士男女三十多人，中国仆人二十多人。又一日，毓贤下令驱赶教堂留守修女二百多人，不从者任奸任杀。前后数千名中国教民死于抢掠之中。

史料记载，在京城清军和“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之际，清廷中枢对是否攻打使馆的意见也不一致。有近二十年洋务经历的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清末大贪官）等认为：两国相战，不斩来使，自古没有杀来使的道理；兵部尚书、大学士荣禄首鼠两端，颇具城府；总理衙门首辅端王、军机首辅刚毅则主张坚决、彻底、干净地把外国佬赶出中国。对此，毓贤坚定地站在清廷主流一方。清廷中枢下达谕令：保护外国教士及中国教民的生命与财产，毓贤说：“此汉奸所为也，老佛爷（指慈禧太后）必不信此”。又一天，中枢又传谕令：“力庇团民，痛除洋贼也”，毓贤说：“吾几为汉奸所误”。史笔这种记载，印证了同期李鸿章所言：政出多门。清廷如此，地方也如此。乱象中滋生的，是唯利是图。

史笔记载，就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际，山西毓贤致函清廷要求进京“勤王”；待到“勤王”令下达时，毓贤回复：山西父老不让我走，这里更需要我。就在书函往复之间，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慈禧挟光绪逃出京城、途经山西太原府，去了西安。近代史中关于慈禧在太原府逗留期间的任何记载，都与山西巡抚毓贤无涉，就是说，慈禧拒绝“见毓”。

清廷失败逃离京城的结局，使得毓贤看到了自己命运的不详。他这样对所属“义和团”说：山西境内已经没了洋人，你们可以去天津、山东一带发展了。义和团大师兄听巡抚话中有话，便要求发放遣散费。毓贤说：我从官以来，清正自律，从无积银，这里有几件破衣服，我帮你们封在皮箱之内，你们可以我的名义，向当铺质一些银两作为川资，如何？大师兄看着那些破衣服说：大人真清官也，假如日后朝廷问罪，我们一定为你担保。毓贤和大师兄各自说了一番废话，便结束了这段“兄弟”情。

毓贤最终由北国联军指认为“义和团”祸首，被真正的祸首逃逸者慈禧太后下令赐死于流放地甘肃兰州。据说，在毓贤死前，兰州士绅欲上书作保，被毓贤制止。他遗言说：“慎勿忘国仇可耳”，并自作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以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三字狱即“莫须有”，挽联透露出了他自己对一生总结的几许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