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认干亲”的风俗。这在现代的“文明”国家之林，可能是独居风骚了。笔者以为，大凡风俗，一定先产生于民间，这是土壤与产物的关系。自古中国是一个家族性宗法社会，无论是绅民社会，还是官僚体系，家族是其主干。民间风俗与家族性社会互为成辅，相得益彰，愈发使得这种“认干亲”现象源远流长。这就是现代有一部分人自诩的传统“亲情”社会。

但不得不说，淳朴的（群居）古老民风，一旦进入官场，便发生了畸变，被“代表”出了劣性一面。

清末史料记载，在皇宫慈禧太后身边，有一位一直陪侍的“四格格”，她便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儿。据皇族遗民在民国期间回忆，这位四格格很有眼力，慈禧太后稍有情绪和生活中的不随意，四格格便会沐于春风甘雨，成为晚年慈禧的开心果。她同时也成为庆亲王安心为官的定心丸。

就是这位把女儿送到慈禧身边的庆亲王奕劻，自己却也认了干女儿。这个干女儿便是清末史上著名人物陈蘷龙（位至直隶总督）的夫人。据说陈夫人极具孝道。庆王大冬天上朝要挂“朝珠”，干女儿怕朝珠冷着干爹，便先在自己胸部加温。当时官界私底下流传这么一句诗：“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回尤带乳花香”。 陈蘷龙不但自己以干女婿身份每有孝敬，还义不容辞担当了当时坊间称庆王府为权钱交易“老庆记公司”的经纪人。庆王曾对这位干女婿说：这种事情不劳烦神。干女婿回答：大人有大事，您不必管这种琐事。

陈蘷龙夫妇有一女儿，未及豆蔻便英逝。庆王不但送了很多金银器物作为陪葬品，还特令江南巧匠制作了一个美男子，衣冠楚楚，高官模样。这便是流传至今的民间风俗“扎库”现象。现代的“库”，现实中楼房家俱一应俱有，据说还有人扎了“二奶”、“三奶”孝顺给死去的老父。这应该是和一百年前庆亲王相同的观念传承。

至为奇特的是，不但庆亲王认了干女儿，就连庆亲王的儿子贝勒载振也认了“干儿子”，这人便是清末民初著名人物段芝贵。当时弹劾庆王父子的御史江春霖写了这样一句诗：“儿子弄璋爷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古人生儿子叫“弄璋之喜”，生女儿叫“弄瓦”没喜，而“花”正是陈夫人的昵称。此诗可谓一句绝配对联。

段芝贵比贝勒载振的年龄大七岁，却成了“干儿子”。其实，撇开两人地位高低这种世俗不论，就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辈分”而论，也存在着“年龄小辈分大”的现象，现在苏南地区还留有一句“年龄小、娘舅做”的俗语。大龄段芝贵认小龄贝勒爷为“干爹”，当然在情理之中了。关键是，认了“干爹”，原来带有贬义的古今同道的“贿”成了孝道，坏事成为好事，这是传统中国的亲情美德。

段芝贵行孝，不但有金银玩器，还对症下药地孝以美女，这便是清末有名的“杨翠喜”案。此事引发御史弹劾，震动清末政坛。清末载入史册的，有两次涉及皇族内部权力变迁的政潮（另有两次“政变”），一次是致使恭亲王休致的“甲申易枢”（1884年），另一便是这次断送载振官界前途的“丁末政潮”（1906年）。当然，在庆亲王的羽卵下，清廷调查大员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据史料记载，“杨翠喜”案“抓”了一个替罪羊，这是一个甜蜜的“替罪羊”。一个叫王竹林的老年富商，为载振代过。时人调侃说：“竹林之幸，而翠喜之不幸也”（许指严《十叶野闻》）。

清末的庆亲王，门生、干儿子干女儿遍“天下”，可谓树大根深，它太有旧中国社会（学）哲理了；但它的反向一个词叫“树倒猢狲散”，六亲不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