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实的揭示，让人看到了某些历史叙述中的悲哀。“东亚病夫”这个称谓，曾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大多数民众认为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蔑视”。然而史实是，“东亚病夫”一词首先由甲午战败以后的清末官绅严复提出。

这位被视为“启蒙者”的清末大学者严复，第一次在其著作《原强》中说：“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耶？”显然，严复所指责的，是中国人“从事”不足的病态行为。但一经后人转述，“摘掉东亚病夫帽子”成了“增强体质”和“反帝”的口令。史述再配上清末人吸食泊来品鸦片的图片，清末“东亚病夫”的确实性和象征性便成了铁案。

史实说明，清末中国人并非个个是“鸦片鬼”，肢体发达、不食鸦片者大有人在。正像最近几年着力报道“冷漠”与“不救”事迹、宣称“全民道德大滑坡”以竖起所谓“道德”大旗一样，是一种以偏盖全的舆论作用而已。

固然，这种口令自有其积极作用，增强体质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东亚病夫”出典，并非在国民体质上而是在国民精神上。这种揭示是否会使我们曾经的豪情万丈黯然失色和走向了偏颇呢？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借一喻二”的传承习惯。清末国人自谓“东亚病夫”，是借“夫”之“病”喻指皇权治下当时人们精神层面的麻木、萎缩、愚昧，以及对专制权力的逆来顺受，和李鸿章自述“纸糊匠”的“得过且过”。这种不得不的“借”，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文化瓶颈”现象。

清末广为流传的“东亚病夫”一词，是国人借“病夫”喻“精神”；后人借清末“东亚病夫”，是喻当时“两个国际阵营”的对立。但是，在“借”和“喻”的阴阳转换中，会否使人们真实的认知偏离正途呢？

这种事例在清朝也曾发生过。“冯婉贞抗英法联军”这则发生在北京郊区的“故事”，是笔者孩提学生时代在课本中读到的一篇“史料性”古文。现代有史学者揭示：“冯婉贞”根本是清朝人虚构的那么一只故事，但在清末时人徐珂编撰《清稗类抄》时，却结合当时“抗外”现实需要而阴错阳差地把它列入了“史料”。当这种“史料”被揭示为“虚构”时，它所给人的负面精神戕害，一定远比那些编撰者主观的良好愿望，大得多了。而且史实正相反，现代学者揭示：圆明园周边村民参与了英法联军一起的对满清皇家园林的抢劫！虚假会使人的正确认知走离正途！

史实同样可以确定，存在于史料中的清末民初大多数国人诋毁“义和团”，是借“义和团”之名咒骂“排外”无能的清政府，但它恰恰淡化了“借”背后的“喻”。这个结果是，清末以来的百年史中，后人只对“义和团”产生了恶感（短期得到权力性质的“平反”），而当时国人的真实所指，已在后人的认知中消失了。

数千年封建皇朝的传统专制制度，毫无疑问曾使得这种“借一喻二”掩盖了真实的历史，成为一种“为我所用”。另一个中国成语“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便是对这种现象的精准摹描。“借一喻二”是落后时代统治者乐此不疲、自以为聪明的惯用术数，并由此形成国民性格。它对现代科学的必要要素“真实”，绝对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一种传承的悲哀——“借”的虚假，使得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愈在近代愈缺失了产生科学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