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李鸿章等枢臣所言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真实揭示了现代中国人几乎相同的认知：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停滞不前。此言自述：数千年后的封建清皇朝的文化观念，其很多仍滞留于数千年之前。“变局”一词既是惊醒，又是跨越，是封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中间过渡。

中国悠久传承观念历来视中国为“文化大国”，这点万难否认。但这种“文化”，恰恰在传统的中国，其实是具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泱泱大国，民风丰厚，从春秋战国的文化“百家争鸣”，到宋、元、明、清的众多戏曲演义，无不承载了这种丰厚的文化；但剪除与断章取义（所谓“洁本”）却是历代皇朝统治者常用的对待中国文化的传统手段。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到四大古代名著都曾被指为“禁书”的经历，也无不自述着这样一种难于否认的史实。

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儒学始祖孔子被历朝主流儒者确认为“立言”者而非“立说”者。所谓立言，就是现代概念的“语录”现象，即只说教，而非有理有据的立论立说。很难想象，孔子要创立一种学说，没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的依据，可以说服那个乱世中的那些“枭雄”。从前人关于孔子“只立言不立说”的认知中，后人可以推论，他的那些理论已经在远去的历史尘埃中湮灭了，留给后世的，只成了“立言”；而这种“言”，是在历史演化及“圣化”中才被确立了起来。中国古代1300年科举制度中“借圣人立言”现象，或可证明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已被“异化”。封建皇朝留给了我们一个词叫“一言九鼎”；而“一言”能达到“九鼎”境界的，只有圣或君（帝王），而非历史中那位至多短期做到鲁国宰相其名叫孔仲尼的历史人物。退一步说，假如承认儒者的“立言”说，那么这种宣教式“立言”，能承载中国“文化大国”中的多少“文化”，就难说了。

清末所言的“变局”，是一段世界化和近代化的历史。由于儒学圣人“立言”行为被历来统治者所确认，清末中国已经没有了“立说”，而只有“立言”说教（曾国藩被近代史笔誉为“三立”，其中便有“立言”）。中国后人不得不承认，尽管中国古代社会已存在着现代学说的雏形，但众多学科分门别类的现代学说，大都来自于经历过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这个时代的欧洲文明。我们现在常见的学科类别，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考古学等等学说概念，无一不是输入于这个时代的外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由于在中国已存而被压抑的文化中，存在着这种固有土壤，所以一当有了世界的大环境，这种学说便遍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学科学说。翻一翻现代各类学说关于中国近代学科专家的史料，他们无不具有外国深造的经历；而开创中国某一门类学说的，也无不以某一外国发现者的名字载入了中国近代史史册，如瑞典学者安特生就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法国生物学家阿尔芒.戴维第一个发现了中国大熊猫，等等。当然，正如近代百年传统文化观认为：外国学者对中国植物、动物、考古、地质等等的研究，或不可否认具有攫取的企图；但从“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现代观念角度，它对中国学说的成长发展，及向世界宣示中国古老文明，也起到了不可质疑的引领作用。正因为如此，流传于中国学界中的一种说法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学说的发展，应该要感谢那些欧美学者。我们在说到其中的消极作用时，不可忘记了其中的积极作用。事实说明，传统帝王文化的“立言”，是万难说明所谓“文化大国”的，它很狭隘；甚至不得不说，清末民初传统中国“主流”学者在吸收外来学术的时候，不会不存在固有土壤性的畸变：民国初年促成袁世凯“帝制”的“筹安会”，便借了所谓“学术”之名，而实际却仍是古旧权力术数。

近代史同时揭示，假如说近代很多学说输入于欧美，那么传统中国很多陋俗的改变，也肇始于欧美文明的影响。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贸易自由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但史料揭示，在19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传教士却首先在沿海通商口岸上海、澳门等地的中文报刊上著文主张禁止吸食鸦片。同样，1875年在厦门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第一个对中国传承了上千年的封建陋习妇女缠足现象，进行了石破天惊的挑战，成立了“厦门戒缠足会”。其后，1895年即清末维新变法之初，英国妇女阿绮波德.立德女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妇女天足会”。这些行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那些觉醒者和进步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料记述，当时社会的开明官绅和改良派人士在两湖地区成立“不缠足会”，都是这种文明影响的产物。

中国近代史急风暴雨的变化，足以证明，这是一个世界趋同化的时代。与固有文化与地域差异激烈冲突一起伴生的，是世界“地球村”的现代观念。“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先生的话语，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