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传信录》作者李超琼是光绪朝举人，历任江苏吴县、上海、无锡、阳湖等县知县。清末义和团运动期间，李超琼入京觐见，应该是一名浅资历的朝中官员。他以所见所闻，写下了《庚子传信录》。此书被其后代保存留传至今。以下内容，摘译自李书叙述。有亲历，也有传闻，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京城的社会剖面。

一，朝议：

史料记载，清廷向外宣战，是在1900年6月16日开始的四天御前会议以后。以下是其中一天的会议内容。 

 这天，清廷召集大学士六部九卿入朝会议。在会议之前，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刚毅等已经作出了决策。廷议开始，众大臣默然相顾，无一人说话。慈禧太后开口对兵部尚书徐用仪（后因反对开战被杀）厉声说（以下原文用引号）：“外国人向我索要兵权、利权等多项，如此要挟，是可忍孰不可忍？”徐用仪回答：“外衅慎开，再请各位大臣多发表看法”。太常寺卿袁昶说：“中国与外国建有外交数十年了，民教冲突几乎每年都有，都以赔款了结。但攻杀使臣，历年从未有过。如今东交民巷使馆遭到攻击，如果攻下使馆，后果不堪设想。”慈禧太后用眼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慑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说：“拳匪乌合之众，恐怕靠不住”。仓场侍郎长萃接着张的话高声说：“义和团是义民。我刚从通州来，通州人民都说只有义和团才能保通州”（赵文说：不久后通州就发生了清军督义和团攻打中国教民组织的激烈战斗）。总理衙门首辅载漪表示：用董福祥劲旅组织和主导义和团，应该可以成就大事。这时，朱祖谋、恽毓鼎先后发言，认为千万不可宣战，董福祥兵也靠不住。慈禧太后怒视朱祖谋问：“你是什么人？”此时，内阁学士曾广钧（曾国藩之孙）、侍读学士黄思永也表达了朱祖谋一样的看法。太后置之不理。

于是，载漪、载濂等人纷纷表示：人心不可失。侍郎溥良更是说了一通灭洋的道理。载澜、刚毅同声说：“义民可恃”、“其术甚神”。编修王廷相（按：在战败中投河自尽）又加了一句：“义民实可灭洋，中国威灵在此一举。”

先前那些反对开战的朝臣只能在心中用“妖孽”两字咒骂，知道战祸将至，但因“畏太后”，没一个人敢说话了。

这是一段御前会议的记述，和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及诸多时人关于御前会议的回忆文章几乎相同。在朝臣的发言中至少存在三种立场：一，反对开战者看到的是义和团“乱民”性质和列强强大；二，主张开战者看到的是排外在此一举，不排除有利用“义民”巩固清廷中枢权力的企图；三，更有一批朝臣，像这位作者所描述到的慈禧太后表情一样，在揣摸着专权者太后的主张：反对也无用。确实，根据这种专制权力的必然走向，不久后反对开战的“五大臣”被“上谕”杀了。另据佚名所著《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事》述：时任长江巡阅使的李秉衡入京报告了东南疆臣与列强领事签署的《东南互保章程》，“言不诛外省一、二统兵大臣，不足以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故许、袁以直谏先罪其咎，所以儆外臣也”。以这位叙述者的观点，杀内臣以“儆外臣”，外臣便是那些违背“勤王”上谕即“抗旨”、擅自签署“东南互保章程”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一批疆臣。“五大臣”成了“杀鸡给猴看”中的“鸡”。

二，朝议以后京城官吏反应：

 末代三岁溥仪皇帝登基之后，以监国摄政王为首的载沣、载涛、载洵三兄弟把持了清廷政、陆、海大权；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同样有以总理衙门首辅为首的数位皇族兄弟载漪、载澜、载濂、庄亲王载勋把持着朝政，当然是在慈禧太后专权之下。李文有这样一段记述。

载勋在义和拳于京畿兴起之初，只是一个随大流、奉旨办事者而已。各路义和团进京登记“报名”之时，载勋一一敬称他们为“大师兄”。义和团在获得专杀权以后，便可以先斩后奏，其他清军官员也不敢过问。与载漪交情深厚的“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庇护不及，只能“下旨严斥而已”。户部尚书立山、侍读学士黄思永与义和团发生冲突，遭到羞辱，被“上谕”指为有罪，罪名是只有神仙才看得懂的文字（“神语”）：“通夷”（即里通外国。由此我们知道，里通外国一词的清朝原生态，不但可以指行为上，还可以指想法上）。怀来县义和团头目自拜访载勋归来，便自称“九千岁”。某官员受载勋派遣外出途经怀来县，见义和团头目而不跪拜，便被五花大绑欲诛杀。载勋得此消息，急忙派兵前往，才得以释放。京城朝官避难离京返归故乡的人，有被追杀的，有被劫持归京的。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两人被指控为教民，差一点死了。编修刘可毅送家眷返乡被阻于通州，下落不明，后来才知道被义和团杀死而投于河中。京城动乱之初，大学士荣禄、直隶总督王文韶等都把家眷送到乡下，荣禄另派樊增祺押运装满私产的数十辆马车返回山西。军机大臣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派重兵护送家眷归乡。一般有权势的人物，雇佣镖局护送。其中学士陆宝忠家眷经过保定时，镖局与义和团发生了战斗，击毙一人，得以脱围。京城中的义和团头目对途经的车辆，或索要护照或索要金钱，否则不能通过。御史万本端持有义和团发给的护照出东便门，遇到不认这护照的其他义和团，被斥责为假护照，只能返回。凡是往递的邮件信函都被拆开验看，地方疆吏的驿站快递也是如此。清廷不过问。

另据曾为袁世凯幕僚的时人赵声伯在《庚子纪事长札》中说：在“拳匪”和清军的乱象中，逃离京城的官绅很多，马车一时成为洛阳纸贵， “车价百金一辆，尚不可得”。乡间富绅大发“乱象”（国难）财。

上段文字记述，至少说明了以下两点：一，底层社会的“义和团”头目，也有着传统社会“通天”的常识，搭上皇亲国戚人脉，便自称“九千岁”，地位自以为从“被统治者”成为了“统治者”；二，避乱与避难是凡人所共有的常识，几乎难于区分所谓忠奸。但据封建皇朝“主子与奴才”逻辑推论，在战争前夕离开战斗区的人，便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这也是“追杀”和“劫持”的原因。有权有势者得有便捷通道；而无权无势者只能如狂风暴雨中的草木，承受命运的拨弄。

假如说，作者以上叙述有受传闻和立场局限而不够完整准确，那么以下内容，与留于史料中的当时驻京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信函相比较，是准确的。

李文说：“二十三日，总理王大臣与各国公使约入总署会议，德公使克林德辇而先，载漪令虎神营兵伺于道，猝杀之。”

窦纳乐信函说：6月19日下午接到清政府限于二十四小时离京的消息，当即召开各国公使会议，致信要求20日上午九点去总理衙门会晤庆王和端王。第二天上午九点，总理衙门未给答复。“照通常的规矩，要求举行会谈，那末要求一方必须等候被要求者的答复，看被要求者同意或不同意会晤。”

在“约入总署会议”的时间叙述上，两者是一致的（“二十三日”和“20日”是光绪年历和公元年历不同叙述的同一天）。就在“上午九点”以后，单独行动前往总理衙门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带一助手和轿夫）在清军设阻的东单牌楼前被射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