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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洋”朝议及影响

(2012-08-24 06: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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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普通人看清末史专题

《庚子传信录》作者李超琼是光绪朝举人,历任江苏吴县、上海、无锡、阳湖等县知县。清末义和团运动期间,李超琼入京觐见,应该是一名浅资历的朝中官员。他以所见所闻,写下了《庚子传信录》。此书被其后代保存留传至今。以下内容,摘译自李书叙述。有亲历,也有传闻,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京城的社会剖面。

一,朝议:

史料记载,清廷向外宣战,是在1900616日开始的四天御前会议以后。以下是其中一天的会议内容。 

 这天,清廷召集大学士六部九卿入朝会议。在会议之前,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刚毅等已经作出了决策。廷议开始,众大臣默然相顾,无一人说话。慈禧太后开口对兵部尚书徐用仪(后因反对开战被杀)厉声说(以下原文用引号):“外国人向我索要兵权、利权等多项,如此要挟,是可忍孰不可忍?”徐用仪回答:“外衅慎开,再请各位大臣多发表看法”。太常寺卿袁昶说:“中国与外国建有外交数十年了,民教冲突几乎每年都有,都以赔款了结。但攻杀使臣,历年从未有过。如今东交民巷使馆遭到攻击,如果攻下使馆,后果不堪设想。”慈禧太后用眼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慑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说:“拳匪乌合之众,恐怕靠不住”。仓场侍郎长萃接着张的话高声说:“义和团是义民。我刚从通州来,通州人民都说只有义和团才能保通州”(赵文说:不久后通州就发生了清军督义和团攻打中国教民组织的激烈战斗)。总理衙门首辅载漪表示:用董福祥劲旅组织和主导义和团,应该可以成就大事。这时,朱祖谋、恽毓鼎先后发言,认为千万不可宣战,董福祥兵也靠不住。慈禧太后怒视朱祖谋问:“你是什么人?”此时,内阁学士曾广钧(曾国藩之孙)、侍读学士黄思永也表达了朱祖谋一样的看法。太后置之不理。

于是,载漪、载濂等人纷纷表示:人心不可失。侍郎溥良更是说了一通灭洋的道理。载澜、刚毅同声说:“义民可恃”、“其术甚神”。编修王廷相(按:在战败中投河自尽)又加了一句:“义民实可灭洋,中国威灵在此一举。”

先前那些反对开战的朝臣只能在心中用“妖孽”两字咒骂,知道战祸将至,但因“畏太后”,没一个人敢说话了。

这是一段御前会议的记述,和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及诸多时人关于御前会议的回忆文章几乎相同。在朝臣的发言中至少存在三种立场:一,反对开战者看到的是义和团“乱民”性质和列强强大;二,主张开战者看到的是排外在此一举,不排除有利用“义民”巩固清廷中枢权力的企图;三,更有一批朝臣,像这位作者所描述到的慈禧太后表情一样,在揣摸着专权者太后的主张:反对也无用。确实,根据这种专制权力的必然走向,不久后反对开战的“五大臣”被“上谕”杀了。另据佚名所著《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事》述:时任长江巡阅使的李秉衡入京报告了东南疆臣与列强领事签署的《东南互保章程》,“言不诛外省一、二统兵大臣,不足以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故许、袁以直谏先罪其咎,所以儆外臣也”。以这位叙述者的观点,杀内臣以“儆外臣”,外臣便是那些违背“勤王”上谕即“抗旨”、擅自签署“东南互保章程”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一批疆臣。“五大臣”成了“杀鸡给猴看”中的“鸡”。

二,朝议以后京城官吏反应:

 末代三岁溥仪皇帝登基之后,以监国摄政王为首的载沣、载涛、载洵三兄弟把持了清廷政、陆、海大权;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同样有以总理衙门首辅为首的数位皇族兄弟载漪、载澜、载濂、庄亲王载勋把持着朝政,当然是在慈禧太后专权之下。李文有这样一段记述。

载勋在义和拳于京畿兴起之初,只是一个随大流、奉旨办事者而已。各路义和团进京登记“报名”之时,载勋一一敬称他们为“大师兄”。义和团在获得专杀权以后,便可以先斩后奏,其他清军官员也不敢过问。与载漪交情深厚的“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庇护不及,只能“下旨严斥而已”。户部尚书立山、侍读学士黄思永与义和团发生冲突,遭到羞辱,被“上谕”指为有罪,罪名是只有神仙才看得懂的文字(“神语”):“通夷”(即里通外国。由此我们知道,里通外国一词的清朝原生态,不但可以指行为上,还可以指想法上)。怀来县义和团头目自拜访载勋归来,便自称“九千岁”。某官员受载勋派遣外出途经怀来县,见义和团头目而不跪拜,便被五花大绑欲诛杀。载勋得此消息,急忙派兵前往,才得以释放。京城朝官避难离京返归故乡的人,有被追杀的,有被劫持归京的。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两人被指控为教民,差一点死了。编修刘可毅送家眷返乡被阻于通州,下落不明,后来才知道被义和团杀死而投于河中。京城动乱之初,大学士荣禄、直隶总督王文韶等都把家眷送到乡下,荣禄另派樊增祺押运装满私产的数十辆马车返回山西。军机大臣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派重兵护送家眷归乡。一般有权势的人物,雇佣镖局护送。其中学士陆宝忠家眷经过保定时,镖局与义和团发生了战斗,击毙一人,得以脱围。京城中的义和团头目对途经的车辆,或索要护照或索要金钱,否则不能通过。御史万本端持有义和团发给的护照出东便门,遇到不认这护照的其他义和团,被斥责为假护照,只能返回。凡是往递的邮件信函都被拆开验看,地方疆吏的驿站快递也是如此。清廷不过问。

另据曾为袁世凯幕僚的时人赵声伯在《庚子纪事长札》中说:在“拳匪”和清军的乱象中,逃离京城的官绅很多,马车一时成为洛阳纸贵, “车价百金一辆,尚不可得”。乡间富绅大发“乱象”(国难)财。

上段文字记述,至少说明了以下两点:一,底层社会的“义和团”头目,也有着传统社会“通天”的常识,搭上皇亲国戚人脉,便自称“九千岁”,地位自以为从“被统治者”成为了“统治者”;二,避乱与避难是凡人所共有的常识,几乎难于区分所谓忠奸。但据封建皇朝“主子与奴才”逻辑推论,在战争前夕离开战斗区的人,便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这也是“追杀”和“劫持”的原因。有权有势者得有便捷通道;而无权无势者只能如狂风暴雨中的草木,承受命运的拨弄。

假如说,作者以上叙述有受传闻和立场局限而不够完整准确,那么以下内容,与留于史料中的当时驻京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信函相比较,是准确的。

李文说:“二十三日,总理王大臣与各国公使约入总署会议,德公使克林德辇而先,载漪令虎神营兵伺于道,猝杀之。”

窦纳乐信函说:619日下午接到清政府限于二十四小时离京的消息,当即召开各国公使会议,致信要求20日上午九点去总理衙门会晤庆王和端王。第二天上午九点,总理衙门未给答复。“照通常的规矩,要求举行会谈,那末要求一方必须等候被要求者的答复,看被要求者同意或不同意会晤。”

在“约入总署会议”的时间叙述上,两者是一致的(“二十三日”和“20日”是光绪年历和公元年历不同叙述的同一天)。就在“上午九点”以后,单独行动前往总理衙门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带一助手和轿夫)在清军设阻的东单牌楼前被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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