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读到“义和团”史述，常常会读到时任总理衙门首辅载漪的表现，很少读到总理衙门老臣庆亲王奕劻的表现，但在当时英国公使馆留下的史料文献中，几乎没有载漪的身影，而只有关于1885年中法战争后进入总理衙门的洋务老臣庆亲王的记述。何以形成这种史实局面，也许，这是当时慈禧太后使用的“红脸和白脸”一招。载漪仇外，就使用其排外；庆王亲外，就使用其羁縻外国，各用其长。因而在当时外国公使留下的文献中，只见庆王而不见端王。两者几乎代表了当时清朝社会官僚阶层对外的两种态度。

当载漪在忙着“发动群众”组织领导义和团时，庆王正专司于慈禧太后和列强公使之间的羁縻呢。

现存的当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一封“致英国外交大臣信”，叙述了他与庆王在义和团期间某天的会晤情况。

窦纳乐向庆王抗议说：“扑灭义和团”不显成效！

庆王首先用暗示的语言赞同了窦纳乐关于义和团危害性的看法，然后语意明确地表示：“皇帝已很重视目前的危局；更着重指出聂士成提督正带兵五千保护天津至北京的铁路的事实。”庆王不会不知道光绪皇帝现在所处的傀儡地位，在为政上已经无发言决定权。熟知光绪的庆王，只是借用年轻光绪的“看法”，来表达一种虚假的对外态度，而对聂士成“带兵五千保护”的事实，他就不需要用“暗示”和“虚假”来表示了，说话语气显出了“更着重”。

窦纳乐反诘说：有确切消息说，“聂士成曾奉到御前会议密令，不准他的军队向义和团开火”。

聂士成在铁路沿线奉劝义和团不捣毁铁路、电杆电线，及镇压“不法乱民”和奉清廷命令不准的两难尴尬，使得他和义和团之间产生仇视和冲突，最终死于战乱；聂士成也有过接到上谕后把地盘让给义和团而退往芦台的事实。

这时候，庆王所表现出来的，只能是“惊讶表情”，这种惊讶，也许是对“密令”的泄密，也许是对当时清廷对外的虚实、真假两种态度的自我不自觉表露。

会晤期间，在场的一位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说：“在中国政府缺乏代议制的情况下，决不可忽视像很孚人望的义和团运动所提供出来的这种民意反映。首先，义和团运动是人民发泄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教徒的罪恶行为所种下的根深蒂固的仇恨；虽然教徒遭受很重的报复，国家财产也被损坏，然而迄今为止，普通安分的人民没受到任何损害，如果义和团为民情得伸而受到惩罚，中国老百姓当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引自《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

许景澄就是曾出任驻外大使、不久后因反对向列强开战而被清廷处死的“五大臣”之一。留于史述中的说法，大都把“反对开战”和“主剿”连在一起，这是一种“非黑即白”的观点。窦纳乐这段记述，真实地反映了许景澄这位“清醒”官员的思想：一，中国的民意，就像它的经济一样，具有自然性，政府无能反映民意，而义和团运动才是民意的“很孚人望”的自然和本质行为；二，义和团针对的只是“官洋结合”的教徒与教士，而非普通人民；三，正因为义和团反映了自然性的民意，外国公使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会违逆了民意。同时，许景澄向庆王表达了他的担忧：不少清军已加入了义和团，情况只会向坏的方向发展。

在同一封信中，窦纳乐记述了一次和总理衙门四官员会议的情况：“在场的四个大臣，竟有一人在贾克凭翻译我的说话时呼呼地睡着了”。在一人专制的封建朝代，官员只能是代言人和应声虫，他无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会遭杀头）。这是那位不知名官员“呼呼睡着”的原因；但面对即将到来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和屠杀，如果这位总理衙门大臣这时预料到，他会否跃然惊醒？或者，他就是家破人亡者之一？

窦纳乐断言：“以庆王为其代言人的总理衙门已终止其为中国统治者的代表了，我感到它像推动这个政府的一架杠杆，现在已被压得粉碎。”

从现代关于清末义和团运动史述侧重于载漪排外的事实来看，这位英国公使感觉没错，当时“亲外”的庆亲王已经无力推动总理衙门的运作。清廷正致力于刚毅军机处、载漪总理衙门两大统治机构对“义和团”的号召和发动；而庆王只是总理衙门“外交”的一颗棋子。这颗棋子，正是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义和团”欲杀的“一龙二虎三百羊”中的一“虎”，它是新贵与旧臣的一种权力争夺。此时庆王所谓“外交”，与其说是对外羁縻，不如说是对内羁縻。这种两边的羁縻，只会使两边都看到他这种表现的虚假。

清廷盲目排外彻底失败的运道，带给了庆亲王奕劻后来一路顺风的官运。他在和李鸿章一起签订《辛丑条约》前“保慈禧太后免于义和团祸首”的功劳，成就了他清朝最后十年动不得的大贪官。运道（命运）一词，是旧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大发明，具体表现为以权力为主导的走一步看一步，它包括自然经济、自然民意、自然人生、自然权力、自然官位，它的脆弱性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