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殖民者入侵中国以后，中外民教冲突由来已久。可以说，能把这种民间矛盾扩散并形成排外势力，在中国这个传统官绅民等级社会中，大都无不由官和绅在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由皇朝官本位体制所决定的。早有近代史学者揭示，在民教冲突初期19世纪60年代，湖南等地发出的“抗教”揭帖，便出之于有一定社会地位、有文化的士绅之笔（甚至是民教冲突中被革职的官员）。这种揭帖，不是一般穷民可以写出来的。原因也简单，列强掠夺势力首先损害的，是国内固有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他们对外来入侵掠夺更为敏感一些；对于本来就无利无势的平民百姓，损害相对少一些。

很多近代史学者同样揭示，山东义和团能够从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民间原生的状态，蔓延并扩大，正是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清政府仇外、山东历任巡抚及官吏的默许、纵容下发展起来的。京、津义和团运动期间，同样是揭帖满天飞。这种揭帖，洋人看了心惊肉跳；无业底层游民（正遇天灾）看了跃跃欲动；它彻底否定了清末数十年来“洋务”中的进步因素。根据传统官本位观念，它是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它对外是一种盲目排外，对内则宣称不是中国人便是“二毛子”。这里，摘录一段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国公使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函中附录的一份英译揭帖：

“在北京某一条街上，有义和团团民在半夜看见一位天神突然降临到他们面前，天神默立许久，全区团民俯伏祷求，然后才听见一种震人的声音说道：‘我非别人，乃玉皇大帝现身下凡，知汝辈虔心信神，特降凡颁旨，令汝等知道，世道将大乱，此天意注定，不能挽回。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我极为震怒，大发雷霆，日夜熟思，本想命令天兵天将下降凡尘，但又想到他们也无力挽回天运，因此，我才率领天神天仙下降凡间。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炼义和团拳术，然后才能得熄天怒。……汝辈皆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善行必有善报，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凡信这个揭帖所说的人，将有善报，不信的人，将有恶报。上天愠怒，皆因毁了玉皇庙。玉皇大帝看出只有义和团虔诚信天，向天祈求。如果以上我所说的是故意假造，五雷劈我。——一九00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种“不信圣人之教”的揭帖文字，决不是底层草民义和团可以写出来的；而其中，“凡信这个揭帖所说的人，将有善报，不信的人，将有恶报”（另有揭帖写：“大发慈悲灾可免。传一张免一身之灾，传十张免一家之灾；见者不传，若为幌言，为神大怒，必要加灾。……如若不信者，七八月死人无数。……），这种恐吓的写作手法，即使在现代（笔者小时候）曾经流传于民间的某些传播文字中，也似曾相识。“虔心信神”和天神降临，几乎就是数千年封建社会由统治者倡导、全民举国性的信仰；满清人信奉的萨满教便也有这种观念，它决非是“义和团”的个体行为。近代史史笔常常会把“愚”字加在“民”之前，但殊不知，正是官绅之愚，造就了民之愚，两者是同为一体的镜子内外。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排外斗争，正反映了这一史实。百姓何辜，为清廷官绅做了替罪羊和替死鬼？

史料揭示，对于北京义和团将蔓延的第一敏感者，是西什库教堂的法国主教樊国梁，而樊国梁敏感神经的来源，正是洋教传入数十年、北京当地社会各层已有大批入教的中国教民。根据当时清弱洋强的格局，入教便是寻求保护，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教民非专指下层民众（洋教刚进中国倒是底层百姓占多，洋教为了扩充势力，也是从清朝底层逐渐向高层发展。正是这种官洋勾结，成了清廷恨之入骨的“见利忘义”，也激发了民间排外），而包括各阶层的人，土豪劣绅、地方官员占大部分。义和团期间时人笔记记录，京中亲王也有入教者。这种中国教民，是义和团排外运动中首先遭到抢劫、杀戮和攻击的对象，因为他们正是“非友即敌”的“汉奸”。多种外国文献揭示，英国公使窦纳乐起先寄希望于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并且也得到了多次信誓旦旦的答复，他没有像樊国梁那样悲观。因此，他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在樊国梁写给法国公使的信里，简直把北京的情况描绘成暗淡无光。”显然，樊国梁的“暗淡无光”，来自中国教民的描述。

西什库教堂成为了义和团运动期间除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以外另一个有名的地方。那里躲藏着上千个中国教民（仅有四十名洋人武装和上百名中国教民武装在负隅抵抗）。而在“义和团”进攻西什库教堂中，清廷御史献计“请五台山和尚施法”（时人史笔有说是尚书启秀的主张）、用妇女“阴血”以毒攻毒的行为，成为了史笔中“愚民”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