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清末历史上的一次大事件。中国后人如何看待这次大事件，由于近、现代很长一段时期国门处于半闭半开状态，人们的观念大都常常只受“正史”影响。

清末正史把义和团视为“匪徒”，把清政府盲目排外和国人遭受战乱灾难的罪责完全推咎于义和团。

其后的民国史评也几乎只是冠于义和团愚昧的定义。

新中国则把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加于渲染，突出了其正面形象。

这种正反两种极端的形象，是否都有片面性呢？稍微持平的认知，也只能对义和团运动产生这样的看法：它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反清灭洋”转为“扶清灭洋”，只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

这种国人自我认知义和团的史评，由于文化和利益的传承性，易于产生立场的局限和视角的不足，反而使后人对发生在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产生了混乱和模糊不清的看法。

不错，义和团有愚昧性，这在具体的义和团运动始末都有反映，但孤立地看待这种愚昧，显然是错误的，只会成为“公婆说理”的互相斗嘴。义和团运动是清末中国社会土壤的产物，它愚昧的背后恰恰是清政府愚昧的真正实质所在。亲历的外国传教士留下史料说，京城抢劫杀掠者大都是董福祥甘军清兵，而非平民义和团。当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也说过：“在我看来，来自清军的威胁比来自义和团的威胁更为严重”（《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1900年6月10日）。而团练性质的义和团，本身确实可以被清廷反手复云覆手为雨地视为或兵或匪的。在清廷支持义和团的前期，清军有换装成义和团的，有假团真团的，情况至为复杂。而慈禧谕旨、官僚文人笔记留下的诸如“无端启衅外人”等字样，有否影响了许多后代人？

民国以后斥责义和团愚昧的人，显然是一些追求进步、有中西比较、甚至有过出洋经历的民国中上层人物，但清末义和团时期那个社会有几个人有过这种经历与见识？斥责愚昧至少有两种含义，一，称昔日民众（义和团）愚昧以表达现在不应该愚昧，要求进步；二，民众是愚昧的，上层官员是聪明的。两者都为了引证现世。甚至流于某一群体的义和团愚昧观，是否是民族血缘遗传性的国人最了解国人的真实自白！这就为史评打上了立场和视角的局限性。

那么义和团排外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来看一看当时有一家外国报纸是如何看待这次战争的。

就在大沽炮台炮击发生（1900年6月16日午夜1时）以后的第三天，即6月19日，德国《柏林民报》便刊登了一篇题为“铁拳”的文章，指责本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文章引用了奥地利《时代报》的报道说：

“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了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

“民族自卫的团体”，这是当时欧洲人对同期发生在清末中国的义和团的定性，它是否就是一种“旁观者清”而中国人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呢？此文还说：

“德国政府是把目前东亚的战争当作新的世界性的政治行动的有利的借口来欢迎的。我们毋宁应该认为：东亚政策的发动者们是因为他们当时采取的最初步骤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而深为震惊了。我们报纸上的殖民狂热和海军狂热，现在不能不因为他们所鄙视的那个民族爆发了民族起义而大为晦气了。他们原来还认为可以安然瓜分这个民族的国家哩！”

此段文字说明这位欧洲作者的几个观点：一，德国正利用这次义和团事件作为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借口；二，德国渗入，打破了原先老牌殖民者“安然瓜分这个民族的国家”的步骤；三，义和团反抗而爆发的“民族起义”打破了“东亚政策的发动者们”的美梦而自叹“大为晦气了”。这虽然是德国一家反政府报纸的言论，但是否客观反映了清末“瓜分”时期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呢？清末国人对列强“瓜分”的惊呼，正是此前几年以来的表现。这篇外国文章间接地说出了德国破坏瓜分的反作用和义和团反抗瓜分的正作用。

对于义和团运动起到了阻止列强瓜分的作用，载于外国文献中的其他列强政客和传教士的言论更多，这里暂不赘述。可以明确这样定义，义和团运动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盲目排外”并存，而非一个“愚昧”可作定义。

史料记载，京、津义和团运动初期（大沽口列强军队还未登岸），英军西摩尔中将率领一支二千余人的混合军队从天津出发北犯北京，但遭到了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的狙击，不得不返回天津。这是义和团运动史中著名的杨村、廊坊战斗（廊坊战斗发生于6月14日，联军进攻17天无功而返；而八国联军后来在8月4日由天津进犯北京，13日便攻至北京城下。这是清军剿灭义和团、义和团作鸟兽散后的成果）。对此，这篇文章这么说：

“假使列强仅仅是同中国政府及其正规军交手的话，列强的处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不利。中国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是打得不好的，但是中国人在攘夷战争中是拼命作战的。……反对所仇恨的外国人的人民战争，将使被称为怯弱的中国人，表现为另外一种光彩的好战士。”

这位外国作者警告列强“中国人在攘夷战争中是拼命作战的”，并把清朝“正规军”和“人民战争”作了一番对比，既反映了当时的史实，又不得不说是一种很着力的讽刺，普通“中国人”变成了“好战士”。这样的“正规军”，并非现代概念的军队，它不是保护人民而只是相反。

清政府把载于史册的“庚子之乱”责任完全归咎于义和团盲目排外和愚昧，是否正是一种对着镜子自言自语？而我们后人又是如何认知清末义和团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