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以后，袁世凯在进京之前派人刺杀了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这是一次大事件；而吴禄贞却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流亡日本的改良派反对武装革命推翻清政府，他们一贯期望用最小的代价夺取政权以换取社会大动乱。1908年底溥仪登基、载沣摄政，为改良派带来了希望。他们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君主立宪的社会舆论，迫使清政府改革以消弭革命；同时，与清廷高层暗中联系，试图发动宫廷政变，用最小方式获得最大收获。

摄政王载沣监国以后，载字辈年轻三兄弟载沣、载涛、载洵分别成为了执掌政、陆、海力量的清政府三大要员。军情紧迫时叩头自称不知兵的载涛担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成为北洋军元帅；载洵担任海军大臣。唯宗亲式的权力搭积木，必然勾起皇族内部矛盾。清末长期以来的权臣庆亲王奕劻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贪官，但焉不知权力是一个好东西？对“后起之秀”自然怨肠百结。

史料揭示，活动于澳门等地沿海的改良派与京城载涛亲信潘若海有书信来往。潘氏建议载涛，在内收抚禁卫军，在外拉拢驻扎保定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梁启超与吴禄贞取得联系，准备滦州起事，并用大量金钱收买禁卫军。这便是这一阶段大量南洋华侨捐款为公众所不知的去向，这为改良派分裂埋下了伏笔。

1911年10月26日，康有为致门生徐勤密函：“适有机会，北中兵事，有熟人，亦有亲贵，欲胁以改政府”。“北中兵事，有熟人”指吴禄贞兵变，“有亲贵”指载涛。

同时，潘若海持梁启超函往见吴禄贞。《梁启超年谱长编》收录了此函：“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伟绝特之军人莫属也”。把中国“衰”与“安”的期望寄托于军人政变，这应该是梁启超灌给吴禄贞的“米汤”。11月9日，梁启超抵达大连，受到当地改良派官吏的欢迎，他踌躇满志地写道：“入都后若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勉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年谱》。注：“冢骨”比作腐朽的清廷）

然而，武昌起义后被谕令入京组阁、准备北上的袁世凯，已经先期派毅军统领姜桂题率兵入京。同时，梁启超接到了关于吴禄贞于11月7日已被袁世凯密令刺死的消息。

袁世凯在1909年1月初被摄政王载沣借“足疾”开缺之前，便已经在朝廷立下了根基，其幕后的推手，恰恰正是庆亲王奕劻。权钱交易，是袁世凯或说所有清廷权贵攀升的法宝和不二规则，制度使然；权力争夺与密谋，是所有各派政客的“镜子”对话。神通广大的袁世凯，安得不知吴禄贞的小小伎俩？得知吴禄贞被刺，滦州兵变计划落空，梁启超仓促重返流亡地日本。

11月13日，袁世凯入京组阁，即向满清新贵开刀。内阁于16日成立之际，首先罢免了载涛及其亲信的职务。12月6日，袁世凯还了摄政王三年前“开缺”以一记重拳，迫使载沣交出“政”印，并宣布亲贵不得与闻政事。

袁世凯组阁以后，重操故往历朝末代“养寇以自重”的小伎俩，玩清廷隆裕太后和革命党于股掌之中，何况那个对“君主”抱有希望的流亡改良派？不过这种雕虫小技，满清皇族亲贵焉得不晓？末代恭亲王溥伟对隆裕太后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藉革命党帮力，恫吓朝廷。”年少亲王溥伟一语道破了“乱臣藉革命党帮力”的袁世凯行为。

清末各派政治权力争夺伎俩的含智量不高，但传统轮回中的权势者却都自以为聪明地趋之若鹜，这幕低级活剧在历史舞台上常演常盛。假如套用这么一句常用语格式：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那么，各有不同的低智能唯我性政治权力明争暗斗活剧，绝对属于这个国家的一种不幸。

甚至，不识国家为何物的皇亲贵族向昔日的敌人、今日的改良派伸出了橄榄枝。《梁启超年谱长编》收录了蒙古贵族那彦图等人发给梁启超转达康有为的电文：“公倡议保皇，热心祖国，内外蒙藩部落，俱表同情。既因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请公等速归，共筹匡济之策。”

不赞成革命的改良派，自袁世凯执政开始，实际上认为清朝已被推翻，决计联手袁世凯以创造一个“新中国”（当时用语），因而拒绝了满蒙贵族的要求。

此正应了这么一句话：政治斗争没有一成不变的敌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朋友。那个时代中某一大人物吴禄贞，又会被时代何人记得他为何方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