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竹园和丁国珍是清末民初京、津地区享有盛名的回民医生。清末阶段，在国内和国际民主大潮下，清政府不得不适度放开舆论。丁氏两兄弟在悬壶济世的同时，分别于1906年和1907年在天津、北京自办《竹园白话报》（后改名《天津竹园报》）和《正宗爱国报》。由于地处京畿重地，两报分别以尊君、尊孔、尚实、劝学、劝工、“净用白话”作为办报宗旨。

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际，丁国珍所办《正宗爱国报》刊登了时闻类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京城报纸与清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10月11日，即武昌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正宗爱国报》仅在“电旨”栏刊登了“上谕”，别无反应；10月13日，其报“国事要闻”栏刊登《武昌失守之警闻》一文。

文章先说清廷（“枢府”）态度：认为可以“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并表示“庆幸”。接着，文章引用官方口吻：“武昌突有大帮匪徒，扑攻省城各署，所有驻省工程兵、辎重队等新军，率皆叛附匪党。总督瑞澂，经警队保护出署，当晚即乘兵船，逃往汉口。”其中，“大帮匪徒，扑攻省城各署”，显然夸大了事实而减轻了官署的责任，新军“皆叛附匪党”却是事实。

又说：“又一消息。昨日上午，枢府接到鄂督自汉口来电，……末言身在疆吏，不敢以一死塞责，不得已暂驻汉口，拟收集散军，力图恢复，惟现警队百余名可资心腹，此外新军，不敢谓人人通匪，亦不敢谓人人可用，迄速调派北洋劲旅数营来汉……”。瑞澂把逃跑说成“身在疆吏，不敢以一死塞责”，抬高了自己的形象；“现警队百余名可资心腹”，却真实反映了总督的狼狈处境；“不敢谓人人通匪，亦不敢谓人人可用”这句废话，也反映了长久以来清朝军队官与兵之间脱离、松散、甚至对立的关系。

此后数日，京城《正宗爱国报》一度中断报道，这反映了清政府掩人耳目、唯恐人知的一贯“鸵鸟政策”。10月15日，该报刊登清廷上谕：

“……闻查鄂省近有匪徒滋事，意图倡乱，现已派兵剿办，京师五方杂处，诚恐无知愚民散布谣言，希冀煽惑，应即严加防范，以镇人心，……希传知在京各报馆，关于此次鄂省匪徒倡乱情事，暂缓登载……，切切此谕。”

在武昌起义为清廷敲响丧钟之际，清政府却宣称“谣言”并理由十足地下令“暂缓登载……以镇人心”，是一种“眼不见为净”的色厉内荏表现，实在只是“镇”了自己的“人心”。当时国人曾这样形容清政府：“釜水将沸，游鱼未知”，也未必，国人非鱼，焉知鱼之煎熬？清廷称社会根基性的“新军”革命为“匪徒滋事”，既是官本位的传统思维，从历史走向的角度看，又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欺人者自欺，遮人耳目者最终成了一个掩耳盗铃者，这几乎是所有自以为聪明而其实弱智的专制统治者的惯性必然。武昌“新军”起义，它决非是偶发性“匪徒”行为，而是清廷数十年为政不仁、自毁社会根基所种下的国民性反政府祸根，而它是一种“忽喇喇”连锁式反应。

清末报刊立场其实是一种政治立场，其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错综复杂。在清政府专制体制和“被迫”前提下，放开舆论（包括放开党禁），只具唯我性与表象性；没有国家制度保障的“适度放开”，无疑具有人为性“矫枉过正”并出现反复的必然可能性。后人提到的民国军阀政府和抗战时期蒋政府所谓放开舆论，都具有同样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