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关以后，由于东北地区此前持续二十多年的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军事对抗，辽东的农业经济基础已遭受破坏，农耕停顿，土地荒芜。

针对此一实情，顺治十年（1653年），满清政府颁布了所谓“辽东招垦令”，鼓励并重赏旗人入关招募去东北开垦的汉人移民。招垦令具有两个关键词，一，旗民不交产；二，依赖汉移民提供劳动力。前者确保八旗成员对土地的垄断权，后者限制了汉移民对垦地的支配权。但是东北广袤的荒地，何能阻止“劳动力”的自由发展？老佃户“勾结官僚地痞”，包揽土地，这些人借旗人官僚名下“在放垦政策的保护下，也从准地主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主”（赵中孚语）。

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突然废止了持续十多年的这一政策，开始限制汉人移垦。从此，东北地区进入了长达210年的“封禁”。但是，由于“招垦”在先，大批汉民已移居东北，尽管“封禁”令下，仍阻挡不了汉人后代续前辈去东北投亲靠友。这便是有清一朝的“闯关东”现象。

清廷“封禁”令是在国际外界的冲击下被迫取消的，这便是1870年代前后开始的沙俄对东北的蚕食和侵占。清政府用“移民实边”的政策加以补救；但就对内统治而言，它一直把东北视为龙兴之地，即皇权的直属地，独立于“满汉共治”的“六部”之外。直至20世纪初即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与沙俄在这里大打出手互相争夺，清廷才在东北设立行省，划归“六部”管辖（1907年）。

“清廷封禁东北是为了保护满人的利益，这是公认的事实。用这样的办法来保护满人的利益，即表明汉人进入东北，造成了对满人利益的损害。……清廷废除招垦例乃是由鼓励移垦到封禁这一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环，所以招垦例之被废，亦是由于它造成了对满人利益的损害。因此，从这一线索上我们可以看出，清初朝廷之以特别优厚的办法鼓励汉人移垦辽东，以及后来突然把招垦例废除，根本上都是从满人的利益出发的”（管东贵《清初辽东招垦授官的效果及其被废除原因的探究》）。正因为“封禁”是满清政府的一种利益驱使，即只要法令限制了汉人取得土地所有权，旗人庄园主的身份不改变，在此前提下，满清旗人针对汉人是否可以出关的具体操作便有了明暗两手。明者，禁令；暗者，放任。只要进入东北的汉人为我所用，成为东北垦荒急迫实际需要的劳动力，也就不是不可能。“东三省的‘封禁’，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汉人出关在通常情形下并无绝对困难”，“在‘封禁’政策下汉人能够陆续出关的主要原因，并非关禁废弛，而是非正式的放任”（赵中孚《清代三省的地权关系与封禁政策》）。这种“理论”与“实际”的自相矛盾，几乎是落后封建统治者的惯常手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保护其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无所谓“律令”式的法律。或者说，这个法律只是出于满清自身的利益需要因素而成为硬和软两手。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如一人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自相矛盾，最终损害的，也只能是颁发此“律令”的清政府。清末时期，东洋西洋列强侵犯满清政府利益的借口之一（或者说所谓国际法）便是，谁能管理好一个地区，谁便是这一地区的合法政府。像清政府这种把东北视为后花园式禁地的相对无人居住与管辖（清末民初此地多出响马也是此原因），适时地在清末这个特定时期造成了东北及蒙、疆的边疆危机（东北、蒙古、新疆地区是满蒙贵族直辖领地，新疆也是1870年代沙俄威胁、左宗棠平叛以后才才在1884年正式纳入了行省）。这也是存在于清末史料中的很多官绅对“龙头”清皇权“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感叹。

后代有人只表象地说，满清入关成就了中国的分久必合，扩大了疆域。但是，它错误落后的边疆政策，有没有留给中国后人影响至远的边疆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