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代道光朝而言，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对它触动不大，清廷官宦士大夫仅以通商贸易、沿海边缘某地租一码头来看待“夷”人的战争行为。《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关系确定，道光皇帝就以“一劳永逸”目光看待之。此时，尽管西洋器物通过广州一口较大规模进入中国已整整一个多世纪，但清朝官绅，把红毛、高鼻、蓝眼带入的一切外来物称为夷商、夷船、夷炮、夷语、夷情、夷务。一个“夷”字，以传统“华夷观”视之，显现了不屑与贬称。这个阶段持续了二十年。

其时，对于英国与法、美、俄等西方列强国家而言，通商只是其中一个目的，与清廷建立西方式的国与国之间互驻大使的（权力）交往关系，也是西方列强的目的之一。而这个目的，对于有“天下共主”和朝贡“跪拜”礼仪的“天朝”而言，成了道光之后咸丰朝至死看不懂的话题（咸丰皇帝至死不见夷人，死于承德热河）。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中英、中法等《条约》，明令禁止了“夷”字的称谓。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清廷腾出手来），清廷加大了器物引进的洋务力度。至此，“西学”之说代替了“夷”（务）学。洋务思想家冯桂芬有《采西学议》，郑观应有《西学》篇。从字面上说，“西”字有中性含义，但在那个时代，相对于中学这个具有中心、中央含义的词，西学仍有偏于一隅的含义。清廷建立的外语学校“同文馆”、“广方言馆”，就带有“同他人之文”及视外语为“方言”的不屑意指，和此前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相同的寓意，充满着“天朝”特色。

至90年代甲午战败后维新变法期间，“新学“之说代替了原来的”西学“之说。有学者在《新闻报》（1897年2月27日）登《西学宜名为新学说》，认为，学问“既无穷尽，亦无方体，亦何必以中西别之！”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用 “新学”一词。有人以古引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新之一字，固中国圣人治世之经也”（范思祖《华人宜习西学仍不能废中学论》）。康有为等维新派更是被守旧派称为“新党”。

1900年“庚子之乱”（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入侵）以后，随着西方“进化论”输入，“新学”与新陈代谢、维新、新政、新民联系在了一起。此时，“新”字由时代累积和与西学结合，有了褒扬之意，它是传统文化旧之上的本土新生物。

民国初年著名国民党政客冯自由《政治学序言》说：“庚子重创而后，上下震动，于是朝廷下维新之诏，以图自强。士大夫惶恐奔走，欲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言新学新学”。冯自由所说“维新”，以他当时的地位，只是他及民众的自我感知，而非清廷的真实行为，因为庚子年以后，之前抓“维新党”仍是它不变的施政行为。正因为如此，冯自由继续写道：“虽然，甲以问诸乙，乙以问诸丙，丙还问诸甲，相顾错愕，皆不知新学之实，于意云何。”这种“错愕”是清廷无意为之，或说与国民“维新”心理产生错位而造成的民间反应：这是一个根本不能代表民意的政府。

清末半个世纪的夷、西、新三字变化，显示了时代的外因通过本土主要作用即内因而发生的一个逐渐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