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有多位吸收、引进西学的著名士大夫。他们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王锡阐、梅文鼎等。

王征（1571——1644），陕西人，24岁中举人，52岁才中进士。他和传教士金尼阁、韩云共同译编《西儒耳目资》，与传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并自己撰写科普著作《新著诸器图说》。他对器物制造有着强烈的兴趣。时人对王征有这样一段记述：

“余闻之父老云：公未通籍前，每春夏播种时，多为木偶以供驱策，或舂者、簸者、汲者、炊者、操饼杖者、抽风箱者，机关转捩，宛然如生。至收获时，辄制自行车以捆禾束，事半功倍。其所居室，窍一壁以传语，每值冠昏丧祭，以一人语窍，则前后数十屋皆闻，名曰空屋传声。”（注：“通籍”指做官）

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手工业闻名史册的中国民间，历来不乏动手制作器械的爱好者，那是在不懂原理情况下的经验实践（为传统学术界所不屑），而王征由于西学的传入和吸收，已经在根据原理有意为之了。以上一段叙述便包含了“力学”和“声学”两种学识。

由于传统士大夫把“器”视为“形而下者”的下等事情，王征的行为在士林社会得不到支持。对此，王征有一段这样的自述（译文）：

“有好心人对我说：你以前翻译《西儒耳目资》，还可以视为文人学士的事情，但现在所撰写的，不过是工匠技艺的下等行为。古语云：君子不器。你为什么做这种卑下者的事？西方学者（西儒）来到中国，深交以后，知道他们确实聪明（贤），但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其实不过是西方野蛮地一个普通学者而已。你为什么偏偏受他们影响，竟然写书了？我回答说：学识不问精粗，总希望对世人有所帮助；学识也不问中西，而是自然的产物（不违于天）。我所撰写的，虽然是技艺的下等事情，但对民生日用有帮助，即是对国家的兴盛有帮助。”（王征《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

学识的传播与吸纳，是没有畛域划分的，“贤者”与“聪明”，自有民间的作为在不自觉中给出标准答案；明末士大夫的“君子不器”，也在给出所谓“君子”的政治色彩答案。有现代学者说：明末社会的商业、科技、医药、学术等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徐光启《农政全书》，李时珍《本草纲目》，王征《奇器图说》，宋应星《天物开工》，《徐霞客游记》等），而满清入关统治阻断了这种发展。在某种角度上说，这话没错。但是，如何来看待“君子不器”呢？正是这种汉文化的传统观念，也在不自觉、强势地扼制着这种发展，不能把全部罪责推于满清吧。

笔者常常对某种“史评”有一种不理解：即所谓“两种对立的观点”，就像对宋朝的“兴”与“衰”，满清的“落后”与“发展”。可以说，真正结合当时社会人本性的学术观点，是没有完全对立的，只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完全否定与完全肯定都是错误的。只有加进了现世政治意向“炒作”，才会出现这种完全对立、你死我活的现象，而这，在历史长久以来，几乎构成了一种传统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