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艺术自古是世界各国治国的两项法宝。政治与艺术互为促进、排斥与适应。政治是一个近、现代词，古代可称为“道”或“宗教”；艺术这个词自古在中国存在，可称为传统的“形而下者”的“技”。

一，技与宗教的现世脱钩性。

利玛窦受罗马教廷耶稣会指派于1582年到达澳门来中国传教。当时耶稣会“方法灵活，不定会服”。这样，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可以因地制宜，改换中国本土服饰。史料中也有利玛窦身穿明朝官服的图像。为了教义不至于被明朝士大夫排斥，利玛窦甚至绘制了这样一幅世界地图：将本初子午线移动，把中国置于世界地图正中，以满足传教地“中”国士大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他入乡随俗，见人打躬作揖，甚至见官下跪；他时而着佛装，时而穿儒服，因而留下了“西儒”称谓。利玛窦的传教得到了明廷的认可，在京城，他结识很多公卿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荺等（这些人在西学翻译史上有一席之地）。1610年，在利玛窦去世时候，中国受洗入教达2500人（包括以上三人）。

历法即推算天象历来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被视为皇朝是否合法及预测凶吉的象征。明朝采用《大统历》，它是在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授时历》基础上编制而成的。但时间一长，误差就大。崇祯二年（1629年），朝廷历官第四次推算日食月食不准；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用利玛窦那里学来的西洋历法推算，却分毫不差。

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皇帝命令当时的四局即四种历法在京城进行比赛，它们分别是大统历，回回历，西洋历，历算官魏文魁东局。当时负责西洋历推算的是传教士汤若望。明廷官员为了排斥西洋历、暗助魏文魁，便偷偷移动了西洋局的仪器，以致测试不准。第二年再测，其余三局不准，西洋历准确无误。其实，这对于已经发明“自鸣钟”并“朝贡”给了明廷的西洋人来说，或可以称不是一个难题。

满清政权在1644年入关建都北京以后，外国传教士没有因帮助明廷而遭处罚，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年轻的顺治皇帝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师傅”）。1658年，汤若望被封为光禄大夫，正一品官衔。

二，技与宗教的现世挂钩性。

满清统治者即满族人、蒙古人信仰萨满教，而对汉族的统治，仍沿用传统的儒学思想，在“政教合一”上两者相通。耶稣教作为“异教”，终久会遭到本土文化的排斥。

1661年，七岁康熙皇帝即位。顺治之死，便成“人亡政废”。1664年，清廷士大夫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等洋教士，罪名有三：谋反；二，邪教惑众；三，历法荒谬。假如第一点和第二点由于“教义”不同而有点“事实”的话，那么第三点就有了传统“天象”的政治色彩了。这种“天象”的迷信颇具传统观念：指控汤若望以前为顺治皇帝选择殡葬时刻、地点，故意使用明朝历法，致使两位后妃、一位皇子和顺治帝相继死亡。清廷下令判汤若望凌迟，杖传教士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三人各一百，驱逐出境（史称“康熙历狱”）。事有凑巧，“部议”文书在1665年4月16日送达皇帝手中，京城忽然地震，朝堂惊恐，遂开释汤若望等人。第二年汤若望老死于看管地广州。

1668年，十四岁康熙皇帝亲政。由于钦天监杨光先使用回回历推算天文屡出差错，康熙帝命令南怀仁等洋教士与杨光先同到京城观象台，进行日影移动的时间推测。三天比试，南怀仁等洋教士丝毫无差，而杨光先却屡测不准；对天象的推测出现同样的结果。杨光先遂遭致革职惩处。

杨光先在革职前，对康熙皇帝说了这么一段“理”：

“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法有不然哉？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杨光先说：皇上，我是在为您考虑，准确的西洋历法会影响您的“文章制度”呢！中国人宁可吃草，也不要洋人的苗。不知此时讲求实效的康熙皇帝有没有呵斥“一派胡言”，反正，杨光先革职了。

史料说，康熙皇帝“热爱科学”，“热衷西学”，喜欢实验，擅长数学、物理题的演算，看来，与南怀仁等洋教士等奇妙的“技”能成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南怀仁被誉为康熙皇帝科学启蒙老师）。康熙亲政初年，是洋教在中国的兴盛时期。

但是，“技”历来受“教”所制约。耶稣会传教士在大清因地制宜的行为，在罗马教廷遭到了严厉的呵斥。教廷下令在华耶稣会天主教不得随“俗”，不得参与祭祖、拜孔活动。大清皇帝与罗马教廷经过几年来回口水仗，最终双方的“教”胜过了“技”。康熙皇帝说出了“大清天下无所不有”以后，遂于1717年下令禁止“异教”在“天下”的一切活动。至乾隆朝1773年，罗马教廷宣布解散在华耶稣会。至此，在中国已经有了二百年活动历史的耶稣教，宣告结束。

经过短暂的休眠以后，耶稣教在1811年重又登陆大清澳门。即使在这一段时间，西方人在大清沿海的民间贸易，也从未中断过。“教”这种政治性的冲突，终久未能避免。从此时开始，它伴随着远胜于大清的先进武器与制度观念而来了。

注：以上史料，参阅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