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记载，盛宣怀“作为企业家，他建纺织厂，开办银行，投资矿业等”。历史的事实远比字面诡异得多。

出生于清朝租地澳门附近香山县（现在是中山市）的容闳由于偶然“运道”机会而由传教士带往美国度过了八年的青少年求学时光。1854年，时年26岁、满怀“救国”理想的容闳回到祖国。清末史告诉后人，凡出国者有了横向比较以后，都有一个“强国”而非“强权”的梦想。容闳由于在香港（此时已经被英国强行割去）认识了后来投奔“太平天国”而成为“干王”的洪仁轩，因此在1860年与两位外国传教士一起“冒险”考察了“天京”。此时正是外国列强对大清内政即太平天国造反与清政府镇压的“中立”时期。“中立”意味着“借力”的抉择，容闳同样在抉择。他向“干王”提出了七条建议，包括建立军官学校、创办海军等项，其中一条便是“创立现代银行”。但考察使容闳失望：在大清中国同一个土壤里，只会产生同样的“苗”，太平天国在求“权”而非求“治”。

此后，容闳帮助两江总督曾国藩出国采购并创办了机器制造厂。1872年，容闳受清廷委托，怀着“教育救国”梦想率留美学童去了美国。1881年，留美学童被清廷召回以后，容闳失望地留在了美国。1895年甲午战败之际，容闳再一次归国，向陨落明星李鸿章以后的后起明星权臣张之洞提出了多项建议，此时正是大清中国维新变法时期。1896年，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亲政”光绪皇帝提出了设立国家银行、修建全国铁路的建议。终于，容闳的建议上达清廷。当时的枢臣，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召见了他，并在日记中写：“江苏候补道容闳，纯甫，久居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

清廷批准兴办国家银行的消息传到了天津海关道、铁路督办、大企业家盛宣怀的耳中，早有此商业头脑的官商“政治”老手连忙发电翁同和，要求暂缓批准，同时携带重金赶往京城。盛宣怀在京城经过各方打点“努力”以后，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慈禧太后宠信太监李莲英、荣禄、李鸿章等都表示支持他。

此时，正在准备选址买地、招聘合适人员、受清廷户部委托前往美国财政部接洽有关事宜以创办国家银行的容闳，听到另换他人筹建银行的消息，只如当头一盆冷水。

1897年5月，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近代“银行之父”。

侨居国外、不懂大清“政治”、空有一腔救国梦想的容闳，在自己的努力失败以后这样写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乎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得者孰得之。”

“政以贿成”，是皇朝人治制度下依“势”而为所产生的皇朝的“理”，盛宣怀是符合这种“政治”势力的最佳人选，这是处于这种“势”中的“支持者”主观与客观的无奈。但一个“成”字，以“贿”作前提，时时处处显现出它制度性的缺陷，这会使我们后人如何来看待这种“成”呢？

盛宣怀拥有的清末著名“企业家”头衔，可以这么说，几乎无不踏着大清传统“政治”步伐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