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清末，“民智未开”几乎是当时三股主要社会力量，即清廷传统官宦阶层，新贵立宪改良派和不推翻清廷不足以进行社会改良的革命派的共识。找一下当时的史料，这三者都有这方面的议论。这三股力量矛盾不断，相互对抗，在这一点上，却何以产生了共识？这当然是由当时的社会现象所确证的。

但是，其实质却是，清廷认为“民智未开”，是为了它不可动摇的继续掌权；立宪派认为“民智未开”，是为了提倡“民权”与传统旧贵们“分权”；革命派认为“民智未开”，是为了“执时代牛耳”以革新社会。而“民智未开”只是他们在观念上的一种不自觉妥协，并非真正的实质。

正因为如此，较为温和的立宪改良派代表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即欲把中国普通百姓改造成一种新时代新民的观点。梁启超和入了时代多方的共鸣，这就是后代史论者常说的“启蒙运动”。为此，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作为笔名，在1902年2月在流亡地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11万字的系列文章，连载四年。梁启超的观点与行为，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

但是，仔细想来，按照中国历史一贯的统治者决定社会走向的传统来说，“新民”能迅速改变当时内忧外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吗？说得透彻一点，政权的走向，与当时毫无言论权、只为三斗米折腰的普通百姓何干？普通百姓历来就是治政的圈外人，怎么就在国家危机的时候，怪罪百姓“民智未开”呢？权力者才真正应该是“顿开茅塞”者。

再从梁启超的“改造新民”观点来看，我们可以从民间一直存在的一种现象作一个同比。一个人能被“改造”吗？也许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改造者本身以身作则，首先是一个“新人”，即具有社会土壤性。在现实人际相处中，那种企图改造“朋友”或夫妻任何一方的人，一定会获得众多的指责！说教这个词，历来在中国社会的下意识中被作为了一种贬称，“不要来跟我说教！”这是传统说教者不能以身作则“嘴上一套、背后又一套”的失败结局在历史传统社会中打上的深刻烙印。

联系当时社会，“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之所以都归于失败，便同样是缺乏了社会中权势强力以身作则这个前提条件。

由此也许可以看出，一切把社会现象怪罪于普通百姓的观点，只是表象，其后才是那个不能说出的实质。

社会意识的“开智”，确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逐渐过程，这是中国历史社会一种缓慢的进程，但质变的不确定因素，也会使得这种进程出现一种反复现象。这就是中国历史朝代的重复更替，也是传统儒学的循环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