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同治皇帝亲政后，外国使节要求觐见清朝皇帝，并继续坚持一贯主张，即免除跪拜礼仪。这遭到了清廷官僚群体的激烈反对。各路官员纷纷发表意见，此场争论持续了四个月。

李鸿章精于本朝官道，熟知外国要求，显然，他把自己放置于第三者的地位上，发表以下看法。一，他肯定了反对者的观点，“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这是他理论的高度（此话让官僚“耳顺”）。二，但事实上，由于西洋各国的侵略及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国家与清朝“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也即，“跪拜”礼仪历来只用于臣服的“属国”与“属民”，而不可能用于“敌国”或“平行之国”。这是他现实的低度。三，天朝历来是“圣主包容六合驾驭群雄之志量也”，即“圣主”是有肚量的（此话让皇帝“耳顺”），不必让“中外交涉事件繁多”的现实中的那些洋人“积短生衅，积愧生忿，将来稍有龃龉，必先引为口实”，并且，“倘能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李鸿章分析与预言都不错。

从李鸿章1873年的观点中（同治帝是清朝第一位免除了跪拜礼接待外国使节的皇帝，也是他唯一的一次，第二年便死了），后人可以看到二十年后康有为等维新变法“改制”的观点，这是这个时代很多开明士绅的观点。但历史的事实是，后来的维新变法失败了，早期的李鸿章也一直在传统士大夫中口碑不好。“汉奸”与“卖国贼”的称号并非因他签订了清末最重要的两个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而是持续于他一贯以来的“洋务”及他表达的观点中。“义和团”时期端郡王为首的那批人要宰杀的“一龙二虎”，其中“一虎”便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前任、大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既是官僚口中的“救星”，他挽救了行将覆灭的清皇朝，又是官僚口中的“罪臣”。处理“天津教案”实际上使得曾国藩“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从十足的“好人”，堕落成为彻底的“坏人”。这是曾国藩的命运。但李鸿章在清末的官僚体系中，幸运地好于前任。尽管他为官一路上“口碑”不好，但每当对外关系发生严重危机时，清廷中枢还得请李鸿章出来收拾残局。甚至戊戌政变后，在捉拿“康梁”的政治危机中，李鸿章面对慈禧太后质问时的一句回答“我就是康党”，后者也莫之奈何，只能让他去最混乱的两广地区担任两广总督了。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八年生命历程中，尽管位至显赫，但一直提心吊胆，包括他自削兵权和自叹“毁于一旦”；而李鸿章却能底气十足。此种表现可以用李鸿章晚年三句话加以概括。一，“我就是康党”；二，义和团时期，清廷上谕地方政府，命令派兵勤王，李说：“此乱命也”；三，签订《辛丑条约》之前，李鸿章斥责清廷“少不更事”。

曾国藩与李鸿章前后相差二十多年，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别？这便是西风东渐、大融合时代世界潮流下的清廷古旧的“国运”，也是曾、李两人不同的个人命运。这与两位个人无关，只与清廷逆时而动的命运有关。假如说曾国藩临终遗文还在回顾自己一生为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么，李鸿章临终闭目前流下的眼泪，只在悲叹自己这个清廷的“裱糊匠”，无法、无力成为它的“泥瓦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