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前皇朝时代，女人缠足既是男人的要求，也是女人向男人示弱的表示。这是现代有学者提出的观点。这种示弱，按现代来说，就是给自己的男人留足面子。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向男人示弱，自古就有。西汉的鲍宣夫人恒少君出嫁时带来了大量嫁妆，鲍宣以为有损男人面子而不悦，恒少君便将全部嫁妆退回娘家，自己换上粗布衣裳，像平民女子一样去井边提水。《女儿经》曰：“少君汲水乡邦称”。“示弱”是古代传统社会的“妇德”。反映在长期的男权社会历史过程中，女人“缠足”与向男人“示弱”无异。“缠足是一种政治机制，它反映和存续了妇女社会心理的劣势”（李小江等主编《主流与边缘》），即劣势造就了“示弱”。

那么，传统的“政治机制”又是什么样的呢？

南宋皇族撰写的文献《世说新语》有对男人的要求，“德行第一，言语第二，……容止第十四，……术解第二十，巧艺第二十一”，这种排序正巧与对女人“四德”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相合。

在男权社会里，君王把自己打造成唯一的男人，而把僚属臣民打造成陪从侍妾一般的人物。可以想象这么一幅场景：家里的“官人”要去上朝了，妇人为其披衣戴帽，服侍周全，这“官人”在家像足了一个男人。但上朝之后，他得像家里妇人服侍他一样去服侍周全地对待那个君王。这是中国千年传统对所有上朝“官人”的要求。“士大夫个人的沉浮往往完全取决于君王个人的好恶，而君王的喜好又常是反复无常的，因此士大夫们常常患得患失——不为君王所用时盼望得到君王的垂青，为君王所用时又担心为君王所唾弃。这种心态与担心失去丈夫宠爱的妾妇的心态相似”（陈玉明《士大夫与女人的缠足》）。

士大夫向君王示弱，正与家中的妾妇向自己男人示弱相合，因而传统的史说文献、戏曲舞台上的男人大都是具有“女性美”的白脸书生。《登徒子好色赋》中的宋玉“体貌闲丽”。唐诗宋词中以“妾妇”自比暗喻对待君王态度的诗词更是比比皆是。《红楼梦》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具有女性化倾向。即使在现代，那种略带羞怯而非堂堂张扬的美少年仍是适龄女性相亲选夫的标准。这是否有古代的遗风？

西汉大儒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为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他从道义与法理上为（除去君王）所有男人的“女性化”作了定义。

中国历史皇权把男人打造成“女性化”，那么这个男权社会如何打造一个更弱的女性状态？

史说大都把女人缠足溯源至宋朝的后宫女子。就时尚而言，上层女性引领时代模仿一直是历史社会的常态；就这个时代而言，宋朝是一个面临周边民族入侵打击威胁的朝代。汉民族男权社会的积弱正是始于这个朝代。至南宋时期，缠足已经在女性社会蔚然成风。男人的“积弱”，与女人更弱的“缠足”，是很多现代学者的溯源说。

女人缠足与男人尊严的关系，大约在清末民初就有人著文阐述了。“缠足对男人来说是有尊严的生活状态，而对女人来说是知足的状态。让我说得更清楚，我是本阶层的一个典型。从小我被灌输了太多的四书五经，结果眼花背驼记忆力不强。而对古老文明来说，你要学那么多，才谈得上有知识。所以在学者中，我形象不佳，胆小，我的声音在男人中间显得娘娘腔。但是，在我的小脚老婆来说，除非我把她抱到轿子上，否则，她只有幽居在家中。对她来说，我步履英武，声如洪钟，智同圣贤，我就是世界，我就是生活本身。”（引自《主流与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