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评中似有积极意义的清末历史上的“反对外国人入城”的斗争，根据揭示出来的清廷文献记载，这种“反入城”，是清廷对外“羁縻”的一项策略，是“以民制夷”的一种手段。在著名的广州与福州的反入城斗争中，清政府一方面被迫接受列强进驻省城（因为民间反入城，清政府后来在“城邑”两字上作狡辩），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唆使地方政府挑动民间士绅及民众反对外国人入城。这虽然能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至少在外国人对待清政府的信誉及“全部权力”上产生了怀疑，即在清政府那儿获得的“特权”并非是全部的，如果遭致当地人民的反对，这种特权就会大打折扣。这就造成了外国人（公使）在对待清政府的趋向性上产生了迟疑。而事实上，外国人也看到，这个清政府确实并非代表人民。清政府的这种“两手”，是它逐渐走向萎缩的两手——国内民众也看清了这种“被利用”。

总体上说，清末对外的“羁縻”和“以夷制夷”是一项失败的清政府策略。假如非得说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只在列强之间本质上的获利的“唯我性”中，即欧美列强之间对大清中国的争夺与相互的制约，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一种相对应的关系。

民国初年美国公使芮恩施曾就美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作过这样的总结：“对于其它国家攫取独占权利或优势地位的任何企图，必须加以抵制。”这是列强一方面在大清朝夺取利益，另一方面又相互表现出来的排斥，不过美国表现得更加明确罢了。美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是清末民初中国进步的开明士绅对美国比较信任的原因。对照美国的成功，大清朝外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甚至有时“以夷制夷”，有时又盲目排外以冀闭关锁国“一劳永逸”；而美国则处于主动态势，并且始终不渝。

“羁縻”和“制夷”只能具有主动性、长远性并显示出内外一致的公平性，这也许是曾国藩所谓的“诚信外交”（他和清政府万难做到）。

民国初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已经由于它的继承和发扬，表现得更为成熟一点。当时英国的在华报纸就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出了这样的评论：“芮恩斯博士对于中国的看法有独特之处，他提出了一个进步的论点，即不再把公使馆仅仅看作政治的中心，公使馆的设立，并非只为政治上的目的，而应和中国国家机构的各个方面都建立互助关系。”

不得不申明，任何外交政策的制定，必含利己性和内倾性，但如果这种政策更具有前瞻性而非短期性，那么它所辐射的利益范围更大、获得信任更多。

由民初的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使人想起此前5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那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他曾经提出了殖民掠夺的列强与清政府之间“共同合作”的主张（也得到列强好评），为此获得以恭亲王为首的朝廷官僚的信任，并在他退休后被任命为清政府第一任外交官。这固然是一个落后政权的笑话，并突显了清政府接触外部世界的被动性和不情愿性，但是，从蒲安臣到芮恩斯都能获得中外政府与民间高层的好评来看，美国数十年的政策是延续不变的。它似乎也采用了既“抵制”又“合作”的策略，与清政府外交政策相比，形似神不似，有着本质的不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推翻满清政权的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欧美各国制度中选取的，也是以美国式“共和制”作范本的。

对于任何受到美国侵略和威胁的国家来说，这既是它的可怕，也是它值得敬重的地方。敬重而以强者为范本，是任何一个真正强者的态度，这应该是当时要求进步的孙中山革命党的共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