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S.芮恩斯是民国初年（1913——1919）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一书的前言中，以切身经历与感受，谈到了“中国人”的优点与缺点。

一，中国人的优点：

1，“不朽的持久的中国文明的长久守恒性给中国人以内在的力量和信心，使他们即使在那些为进攻中国而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国家的侵略性几乎使他们濒临绝望境地的时候，也能坚持不屈。”

2，“共和政治的精神日益发扬、舆论的形成以及建立公用事业的要求更加明显。”

二，中国人的缺点：

“中国的需要往往出于紧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长远的计划似乎是无用的而立刻的帮助却是必要的。当一个人同一群为当时难于克服的困难所苦的人们合作时，即使想对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进行在一段较长时间里的全面的改良，也往往显得不切实际。……加之由于同一氏族的成员必须互相照应（从前还认为是一种美德）这一观念而发生贪污腐败的事件，这一切都是确立一种更严密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共和政治的计划到处碰到巨大困难的根源。”

从以上优点的“坚持不屈”中，可以看到它“人民性”的特点，因为在“侵略性”面前，中国自古的传统是，长官具有受保护而优先逃跑的“特权”，因而这一优点只体现在普通人民身上；从缺点中的“需要”和“帮助”来看，看到了它的“权力者”的特点，因为中国自古的传统是，长官才有发言权来决定是否“需要”和“帮助”。当无发言权的人民体现出了“优点”、而有发言权的“长官”体现出了“缺点”的时候，换句话说，当长官既要当“老大”又要当“小三”的时候，显然就成了一对巨大的矛盾。同样，当美德性的“互相照应”与缺德性的“贪污腐败”发生转化的时候，也显示了这种一体性的相互矛盾。而其中，“互相照应”更体现在无权无利的人民身上，“贪污腐败”则更体现在有权有利的“长官”身上。也就是说，外国人对中国人总体的评价，优点更集中于人民性上。正因为无权者的这种具有优点又处于弱势的矛盾，才会使“进行在一段较长时间里的全面改良，也往往显得不切实际”。

上段两点引号中的话，是美国外交官对民国初年“共和政治”时期的一段评价。当时的“共和”，实行的仍是传统中国龙头老大袁世凯一人说了算的准则。不过是，由于刚刚破坏了一个旧秩序，新秩序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原因，才有了大小“龙头”主张各异的异调。碰到开明一点的“龙头”，则“共和政治的精神日益发扬、舆论的形成以及建立公用事业的要求更加明显”；碰到守旧的“龙头”，则“有效组织起来的共和政治的计划到处碰到巨大困难”。

显然，民国初年所追求的“共和”，仍处于一种柔性的、易变的共同体中，这种柔性和易变性，更多来源于人的复杂性和唯我性，这是中国传统观念“老大多了使翻船”的唯一指向，因而追求唯一的“老大”，成了当时军阀混战所追求的“成果”。然而，这恰恰是走了千年旧中国的一条老路，背离了“民主、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大潮“共和”追求的真正内涵，更背离了具有传统优点的人民性。中国滑入的，仍是千年传统人为独尊的历史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