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八旗军制不是一个现代军队的概念，它是满清政权入主中原以后嵌入汉民族社会的一种网络。这个网络的强硬用具有执法功能的机构来表示。八旗军制的执法功能，使它具有了任何政府部门一样的性质。八旗兵是可以接班的，家人男女老少都是“在旗”之人，就像日本幕府时代的“武士阶层”一样，这是它的原始性。八旗兵成了制度与身份的标志，而非真正的“兵”（后期有出操打仗临时雇人的文献记载，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清朝开国几代皇帝曾对“八旗”进行多次整合，但只是上查三代出身以规范“旗人”血统的整合，而非军力的整合。“在旗”成了那个时代的铁饭碗。

从产出与收入的角度上看，按理，“军队”的产出应该是“军力”。但是，由于“八旗兵”只是满清政权的一种政府机构，因而成了“收入”单位而非“产出”单位，它想不腐败也难。假如说，清朝上半期由于皇帝的警钟长鸣而使得八旗兵还带有一点游牧民族的强悍，因而可以出兵征服西北少数民族的叛乱，那么，这种机构性质，决定了它终久会滑坡而堕落的。这不是后人的风凉话，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清朝前几代皇帝常常在语言上敲打“八旗兵”的原因。但语言上政治性的主观愿望，扭不过本质上的自然规律，这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清朝末年，八旗兵确实真正演化成了清政府束之高阁、张牙舞爪的权威象征。它再也不能在“内忧外患”中起到任何作用了。太平天国广西金田起义，可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八旗兵的机构“收入”利益性，使它更顾及生命的意义。在对内对外的战争中，“文官三只手，武官三只脚”得到了充分体现。

湘军的兴起，便是对八旗军制官僚机构性质的无声宣告（现代民间有人指责曾国藩是近代军阀的鼻祖，看来，曾国藩这个冤大头是当定了）。然而，由湘军而淮军，在清政府的定势思维中，“军”的凌驾性和收入性，使清朝军队在获利性上乐此不疲。淮军由“新军”代替，清政府倚之对内的“军”，至此到头了。

产出是活力的体现，也是生命的意义，而非收入巨大的利益。这也许是一种视角性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