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揭示，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期间，外国人与中国人通商的中介由广州“十三行”垄断控制。十三行具有官方任命的半官半商性质；而十三行的顶头上司，是清政府钦定的督抚司道中的“海关道”，又名“海关监督”，此一职位“实际上是由主管皇家事务的内务府授权，负责将广州每年的海关税银输入皇帝自家的腰包，一般数额在几十万两白银”（引自赵彦《晚清那些年》）。内务府与主管国家财政的户部不同，它是皇帝家的私人钱袋。

鸦片战争前夕，担任海关监督的，是那位后来在所谓“同治中兴”时代鼎鼎有名的总理衙门三大臣之一文祥（其余两位是恭亲王奕和其岳父桂良）。难怪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协助被“船坚炮利”镇住的恭亲王办理洋务这么顺手，原来他年轻时就早已接触、了解过洋人了。他身上已经体现出了整个清末官僚阶层在接触洋务前后的言行迅速转换的共同特点。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走私、洋货早已遍及京城，直隶总督琦善查实的鸦片数量，竟然超过了林则徐广州口岸查实的鸦片数量！这本来是一个着实令人困惑的现象。联系到清廷内务府授权的“海关道”的至尊地位，联系到京官的财力和权力都高于广州地方官员因而攫取物资更多的实际世道，这一谜底可以破解了。皇家内务府暗箱操作，走的是一条与地理位置不一般的权力之捷径。在洋货传入中国的此前百多年来，这条道上的“走私”，早已官旗飘飘了（俗称走后门）。

英国侵略军在广州沿海一路攻打到天津白河口投递的《致中国宰相书》的五项要求中，第四条便是“赔偿商欠”。这“商欠”，显然是战前广州十三行的一笔糊涂账。从“海关道”与十三行的关系上看，这是否是海关道、十三行、（英）外商的一笔三角债呢？十三行把“商欠”转成了对“海关道”——内务府的“孝敬”，是否已经暗中把三者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这是道光帝万没料到的，十三行把自己讹上了。现在，侵略者要叫皇室把这份“孝敬”吐出来了？难怪下令中断英商贸易的道光帝说：“区区税银，何足道哉”。

就琦善查禁鸦片数量超过林则徐以说明其禁烟的力度，是近几年来某些文人质疑琦善传统“卖国贼”称谓的一种说辞。这是一个视角，也是一个无可非议的视角。因为传统对“卖国贼”的称谓，自有其值得质疑的地方：这“天下”是皇帝一人的，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随便“卖”的，没有得到皇帝的谕旨许可，他能“卖”么？它只是皇统权势社会独裁者推诿责任的赖皮而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朝廷命臣第一个“卖国贼”琦善，到恭亲王奕、曾国藩、郭嵩焘、及八国联军后的最末个“卖国贼”李鸿章等等，整个清末六十多年，那些为清廷着想、谋求大清国进步的重臣，几乎在同时代都被指斥过“卖国贼”。中枢重臣“卖国”可谓前赴后继，代代相沿，岂非咄咄怪事！谁是幕后那只黑手？是否是皇权的术道？这种“卖国贼”断论，显然是一种表象的简单幼稚思维。皇朝的“钦差大臣”与外国的“全权公使”，字面上就有本质的区别么！假如这些曾经的清朝政府大吏在天有灵，也会跺脚叹息：在这样的皇朝体制里，谁又会是永远的下一个呢？但是，对于这种质疑，随即会产生一个对立的质疑：林则徐查实的鸦片，有历史事件作证，在虎门销毁了，而直隶总督琦善在京畿查实的那些超过广州数量的鸦片哪去了呢？提出这一惊人史料的当代文人没有下文说明，他们只为质疑而质疑？也许，直隶总督琦善在京畿查实的巨额鸦片，只是数字文章或部分实际又部分的数字？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对官僚阶层而言，数字文章乃是其权术操作行之多方而效果显著、效应良好的小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