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清史”研究，可以撷取中外史学者对“新清史”研究直接回答的两种代表性观点，来考察“新清史”研究全方位视角的意义。

中国史学家刘文鹏（1931——2007）在《从内亚到江南》一文中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阐述“新清史”研究的意义：

“新清史”“既是反对过去欧洲为中心的史学观，也反对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新清史’诸位大家对清代历史的研究非常具体……他们将关注点投向了中国的内亚边疆地区的各个民族，并努力将内亚各民族在清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展现出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开始关注公元400年到1400年间内亚地区是整个世界历史原动力，它影响着欧洲的历史，也影响着亚洲，特别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的历史。”

这是“新清史”研究的宏观历史意义。就“新清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刘文鹏说：

“从时事形势来说，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后，‘冷战’结束，东西方之间的对峙告一段落，而苏联的解体将欧亚大陆之间的亚洲内陆地区释放出来，到90年代，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在欧亚大陆之间的历史作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其次，中国的发展以及内部仍然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让历史学家既要关注她辉煌的一面，探讨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又要关注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历史演变过程。”

这是史学研究重在现在和将来的表述。

美国史学家欧立德从清朝满文档案的视角来阐述“新清史”研究的意义：

“从发现满文档案不仅只是汉文副本，而本身即构成了研究清史的独立材料的这点，很多明显而重要的问题引申了出来：这些档案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们说了什么汉文档案没说的事？甚至，既然满文是如此的与汉文不同，即使在表面上相对应的文件中，它们要如何述说相同的事？有何隐微之异无法在汉文中发现？如果我们开始阅读他们以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文件、从至今沉默无声的满洲那一面提问，我们对清朝的观点会如何改变？这就如同我们忽然捕捉到来自过去的新频率、发现过去的另一种声音，而这个来自过去的新声音可以直接对各种关于满洲与清朝的新问题作出响应。这些问题，便构成了现今所谓‘新清史’的基础。”

刘文鹏一方面把“新清史”研究与更早的内亚历史相连接，以说明古代内亚与汉民族历史、满清历史之间的延续关联性，甚至与欧洲历史的关联性；另一方面，这种延续而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也使“新清史”研究者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前因。

欧立德用另一角度即就事论事的方法，从满清少数民族作为征服民族的满文档案史料这一历史中，去看待满清在“汉化”过程中主观上想要表达的真实内涵。它是一贯以来汉民族传统观的满清汉化？还是以满清为主体的同化（或说满化）？满清在同化中想要表达的是这个继往开来的少数民族的什么内涵？它在古代中亚、满清认同与汉民族的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捕捉到来自过去的新频率”引发现代世界史学者兴趣而去探究的东西。

两者尽管视角不同，但“新清史”研究为现代服务，是两者共同表达的意思。

笔者认为，这需要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满清政权既是一种异族（少数民族）征服，但又同时在征服以后必须兼容被征服汉民族传统的既有秩序，即如果这个汉族足够大，它必须汉化。满清认同就是一个在满清统治体系中纳入汉民族认同的概念——在满族来看，是满化；在汉族来看，是汉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像唐朝李世民汉族政权在多民族的征服以后出现的一种“夷”化性一样，这是征服者收拢异族民心而必得放下的一种姿态以显示“皇恩”普照。这是“满化”与“汉化”两词中“化”的方面表达。二，对灭亡政权早期历史的“新清史”研究，本身就是对“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观念的一种挑战。中国历史开朝皇帝的庙号大都为“太祖”“太宗”（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也是如此），以“祖宗”自居重写“胜利者”的历史。但是，这个“祖宗”，难道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它的身上，有无前朝的严重印记？也就是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还是失败者前代的续写？甚至是在政权中不显山不露水的大多数民众力量“化”的继续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败者“新清史”的研究，打开了对中国传统观念反思的一扇窗户。

“‘新清史’是‘中国中心观’的一部分”（刘文鹏语）；“清朝是世界史与中国史的交会当中最明显不过的地方之一”（欧立德语），这是毫无疑义的；它不存在什么“汉文化中心观”与“欧洲中心观”这种易于导向主观感情倾向的语境表达。如果有，反思与自警成分的意义更大。因而，就“新清史”而言，它只能是“清史”的一部分，而清史中的满洲，自古就是中国历史中（或融进或分离）的边境民族。

就“新清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来说，中国不必讳言，假如说它是欧洲学者对满清“延续”的“病理诊断”的话，那么，中国是否有勇气来自我诊断而无须他国来诊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