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者司徒安对中国皇朝传统的“官僚政治”提出了一种新见解，把它解释为“一种主权”。

仔细想来，“官僚政治”与“一种主权”本来是一种相互既涵盖又分离的概念。“官僚政治”自不待言，现代人对它自有明确的解释，它与“官僚主义”意解相近，是职业化执政、主观专断、只讲形式、腐败低效、遇事推诿的代称；“一种主权”，既然是西方学者的解释，那么，“官僚政治”在对外的表现中，即呈现了它这一特质，而它对内的表现，则呈现“主权”变成了“特权”。这是它主权——特权——官僚政治的不同呈现。甚至从个人对权力（人权）诉致产生原始部落国家的起源来说，政权正是沿着这一轨迹发生发展并衰落。

换一句浅显的话说，语言的无用性正是体现在这一表述的多涵盖性之上。当舆情指责某官员“官僚主义”时，官员会表现得无动于衷并“脸皮厚”，因为立足点的不同会导致出这样的理解方向：官僚主义——官僚政治——特权，及最终的政治层面上的“主权”。这是两种不对等的语言交流，理解的方向各自直奔相反而去。这里，体现在文字表达辩证关系的中心点上，便是一个“权”字。从权力者角度上看，就在于对“权”的掌控；就舆情角度上看，就在于“权”字内含的包容性上，这是“权”字排他性还是兼容性的问题。而这，需要经历时间。

由此，欧洲学者对中国皇朝传统，尤其是入主汉民族的满清政权作出了这样客观的评述：“不能因为17世纪、18世纪的政治成功就赞扬满洲人，也不能因为19世纪官僚制度的功能性障碍而完全指责他们”（《谁是满洲人》盖博特著）。

语言表述上的主观宽泛、词不达意和客观被利用的断章取义，是产生理解结果绝然相反的前提。中国历史的语言发展有三个特点。一，诗词文学上达到了“推敲”精准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二，个人意愿文字表达上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三，帝王意志文字表达上思路明确、相当犀利。仔细考量，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贤人政治”思想，有没有清末民初受西方思想影响后部分士人提出的“党派政治”的思想？但是，在中国历史帝王思想的发展中，却向着“贤人”（圣人）个人独裁的思路奔泻了两千多年。

最近看了一篇易中天的文章，他在其中说了这么一个笑话，他先声明，这个“故事”有点“黄”。某神父半道搭乘一女郎的汽车，他被女郎的娇美和爽朗谈吐吸引而神魂颠倒，情不自禁把手搭向了她的大腿。女郎笑吟吟地问：神父，你知道《圣经》某章某节某页某行的一句句子是怎么说的？神父被女郎的问话所惊倒，连忙缩回了手。回到家里，神父立即奔向书房，翻开了《圣经》某页，上面写道：如果进一步，你会其乐无穷。

假如说女郎的问话是一句模棱两可的中性句子，那么理解的指向确实具有两种绝然相反的方向。

语言文字的涵盖性也体现在，当一种学说一经建立，它便具有向两种完全相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也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