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针对英国贸易扩张的反入城斗争中，清政府一方面利用当地士绅挑动民间形成抗外势力，一方面也担心这种民间势力给自己造成危害。这是皇朝统治“与民对立”的本质决定的。当时官僚曹履泰奏称：“社学之民数万，一夫啸聚，顷刻即成事端，以之恐吓英夷者在此，而不受地方官约束亦在此。”这种说法，与后来祁寯藻点醒咸丰帝，说曾国藩湘军“匹夫居乡闾”有坐大危险的说辞何其相似。其实，任何势力的形成，自私统治者往往先是那个“种豆”者，广州民间“社学”在皇权的广州反入城的利用中壮大，它们和后来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包括两广地区“天地会”等众多的民间地下教派组织）有无间接或者直接关系？和这一地区最具造反传统、最受洋风影响有没有关系？是清政府点醒他们参加了“政治”斗争。这是事物的两个方面，也是不以主观愿望为变化的客观反映。

当地官僚曾望颜《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说：广东香山各乡“诱人入会，始犹数十人于夜间结拜，后竟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其结拜之处，凡有路口，俱有枪炮把守，以防官兵围拿……衙门兵差，皆其党羽，无知穷民，贪其小利，困被诬惑。即安分务农贸易良民，不堪其扰，实亦内有被胁从之后，仍常索诈……不特外府州县，勾结拜会者不可胜数，即省城白云山，近在咫尺，亦无时无匪拜会。”此段文字，描绘出了当地官、绅、匪结拜成群、相互投靠、半官方势力的宏大场面。这种半官方，和私利清政府曾经的利用有无直接的关联？清政府以为在广州一带拉下了污可以起身直接离开？同为私利的当地官绅不会答应的呢。或者说，就在清政府为利用地方官绅抵御外商贸易而暗中拍手称快的同时，它已经为自己设下了绊脚绳索。这是统治者既利用又恐惧、“走一步算一步”的无奈。

皇朝时代，普通百姓总是直接利益受损害的抗拒者（外国商品输入冲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广州反入城的斗争中，政府官员躲在背后坐收渔利的角色也不是好当的。正如继耆英任两广总督徐广缙说：“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交讧”，内外交讧就是“里外不是人”的意思。在广州反入城的斗争中，有多少地方官员实际担当了媚外角色而被当地群众称为了洋奴和汉奸？这也是奴才官员“弱势”的体现吧。

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看，现代人都知道，民间商业超越历史朝代和国界，商业繁荣可以造福于民。但清政府是以“侵犯皇权”的有色眼镜看待外国商人进入广州的，因而动员地方官绅予以抵抗。这在被侵犯的皇权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就贸易来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实行五口通商，由于清政府不愿商业繁荣造福于民及害怕西方观念“流毒”大清国民，五口中的四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在开埠后的几年里，在清政府反作为性的暗中排斥下，贸易口岸日渐萧条，“广州的商务逐渐被香港、澳门所夺”（《中国近代史稿》戴逸），反而在清政府所不起眼的上海城外滩涂上，中外贸易带动人口增长（两个原因：一，广州商业移至上海；二，太平天国运动使大量人口迁往上海），成为一个商务中心，成就了现代世界大都士的雏形。上海的广州帮、福建帮、宁波帮便是商业中心迁流的产物。不得不说，清皇朝这种缺乏主动正作为的繁荣，也使上海成了各种罪恶滋生的冒险家的乐园。后代人如何来看待这种“入侵”和繁荣的正负关系，至今似乎还停留在“国家主权”的“正义”上（有学者说：清皇朝根本不具有现代的国家概念），对于“朕即国家”的私利的、与民对立的皇朝时代，这种说法是否有点牵强附会和文不对题？一种不准确的前提，如何能推导出准确的结论？正是这种不准确，导致了后代人对当时民、绅、官、统治者的“瞎子摸象”式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现象。这是现代人应该深思和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