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从广州至长江口的中英各场战争的实际结局中，似乎感悟到了什么。这种结局在前线钦差、将帅的奏折中是模糊不清的。奏折大都反映旗勇将兵如何英勇、如何计谋，英夷如何利用汉奸、如何刁猾凶蛮，一场战斗后外夷表现“尚恭顺”等等。这种战斗场面让皇宫里的皇帝一头雾水，“丧尽天良”是他骂人的常用语（清朝历代皇帝之最）。骂人归骂人，对战场的感悟得靠自己。

在英军占领定海、镇海、宁波、“杨威”将军奕经宁波战败后，道光皇帝似乎感悟到了。他发上谕说：

“朕至诚待物，从不以逆夷为怀，如果得利相安，不致别图滋扰，区区之施，实非所吝，蠢尔丑类，何足为仇。”

这种遮遮掩掩、会产生歧义、需要臣下细细揣摩的上谕，实质反映了皇帝自身的虚弱。皇朝唯我独大的统治心理，使他羞于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坦诚表达，只让臣下去体味，这是产生“投降派”的原因，这也是皇帝随着实际形势进展不同而可以斥责臣下的理由。然而事实是，这种遮羞布的上谕，也许只为皇帝自己避免了责任，对实际局势的糜烂一无所补，经办“夷务”者都成了首鼠两端、揣摩皇帝心理、推诿责任的人——皇帝本人在作着示范呢！这是上下一体推诿责任的心理。

后人可以站在道光皇帝的立场上为他总结一下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首先，刁民汉奸勾结外夷（剿办夷务者的奏折大都充斥了汉奸、刁民字样）；其二，官兵、地方官怕死、推诿。这两点是人的角度。其三，武器低劣。第一点总结会使他继续与民为敌，这是一贯的统治本质；第二点总结实际根源在自身；第三点总结即成为后来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这种以自身利益为第一要义的失败认知，最终也将成为一头雾水。

后人也可以注意到，道光朝只出现了“失职”和“推诿”者，林则徐、奕山、奕经、琦善、伊里布、耆英都在此列，没有出现皇帝口中的“奸臣”、“卖国贼”。因为道光帝内心实际知道，妥协、投降的最终责任在自身，他是全部事务的独裁者。“天下”是“朕”的，只有他才有资格决定可否卖国，所以他临终自降升庙规格。只在咸丰皇帝继位以后，才把这种失败的责任完全都推罪给了这些前朝旧臣（林则徐有抗外经历不在其列）。咸丰帝赐死首鼠两端者耆英，削职推诿责任者穆彰阿（伊里布已病死，琦善被派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北大营去将功赎罪，奕字辈两皇亲调岗易官），以表示抗外的决心。咸丰帝的上谕，才实际成就了这些人“奸臣”、“卖国贼”的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