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李鸿章作为权臣为政的无奈性，实际上是由皇朝政权的私利性和官场腐朽性所致，即制度性所致，其实，史说的与李鸿章有矛盾的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的表现，何不也是权臣为官制度的无奈性决定的呢？

从70年代初同治帝亲政以后主张修缮颐和园作“孝敬”之礼这个史实来看，修颐和园以颐养天年，应有慈禧的愿望（颐和园原为圆明园中的一园漪清园，1888年慈禧归政时改名为颐和园）。时人祁敬怡《鞠谷亭随笔》记：同治帝召见御史游百川“厉声曰：汝亦有父母，岂有父母所欲，而故为违抗者”。纵观整个清末慈禧的强权为政，她修缮颐和园这个自以为是的理由很强大：是她为爱新觉罗氏皇室巩固了内忧外患的铁拳，儿辈皇帝是应该孝敬的。假如说同治帝亲政、慈禧第一次归政时期，圆明园的修建，由于恭亲王等朝臣的反对而只能停工，那么，至近二十年以后光绪帝亲政、慈禧第二次归政，慈禧修缮颐和园这个夙愿是不容置疑的了。一，慈禧太后巩固皇权而有赫赫功勋，再无中枢显宦敢违背她的愿望了；二，光绪帝不会没有同治帝一样的“孝敬”意思。

历史的诡异在于，慈禧归政的80年代末，她自以为的皇权似乎是巩固了，但国政却并未好转，甚至恰恰与“巩固”的皇权相反：淮军与湘军步了八旗军的后尘，愈来愈腐败；官场的昏暗与堕落更为明显。至为紧要的国政是，面对西洋、东洋列强在大清中国沿海的虎视眈眈，刚刚组建的海军衙门极其需要购置铁甲炮舰。史料说明，在海军衙门建立（1885年）之初前后，陆续购进了铁甲舰船，但自1888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再无更新添置炮舰。“光绪十七年（按：1891年）户部奏请南北洋停购枪炮船只两年”，故有李鸿章奏称“自光绪十四年（按：1888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之语。也就是说，清政府建立海军的逻辑是，购置舰队组成海军衙门，而非创建海军衙门以持续发展海军建设。那么，海军衙门成立以后，其衙门核收得“数千百万”经费哪里去了？按皇朝的逻辑，海军衙门是谁的，这笔军费也应该是谁的。

海军衙门成立之初，耿直的户部尚书阎敬铭因顶撞了索要海军军费的慈禧而被革职，接任者便是清末的名臣翁同龢。

户部尚书的前车之鉴有无教训翁同龢？翁同龢在“丙戌十月二十三日”日记中写道：“庆邸晤朴庵（按：醇亲王），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有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之语”。翁同龢没有写清谁“嘱其转告”。按当时的官位，醇亲王奕譞为督办海军衙门，是慈禧的亲妹夫，又是光绪帝的父亲；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是会办海军衙门。从地位上来说，应该是地位高、深深了解内幕的醇亲王嘱咐庆亲王转告户部翁同龢等辈。也就是说，作为被慈禧抑制、只能躲在幕后的醇亲王，名为海军衙门最高长官，其实也只是这一衙门的“管家”，有说不出的“苦衷”。而且，史料中翁同龢关于“昆明湖易渤海”的那句名联，其出典应该来自庆王转告的醇王之口。醇亲王的苦衷，毫无疑问也是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苦衷。

史料说明，翁同龢继任户部尚书以后，再也没有前任阎敬铭那样表现出专款专用的职责使命，而是根据慈禧旨意，暗箱操作，把昆明湖与万寿山的建设，当作了海军建设。“户部款竭，海军欲增舰购炮，皆无以应矣。”史笔还记述，时值山西饥荒，有朝议欲把海军军费用于赈济灾区——新成立的海军衙门，成了生财之道，成了只要皇室同意便可以随意挪用的（多此一举）的储款！

对于北洋海军的建设，就舰船装备的发展来说，翁同龢和李鸿章两人肚中都应该有一本明账。“李相制购船炮，访求新式枪弹，而朝中士大夫交口讥弹”（时人陈静潭信函）。至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李鸿章主和而“消极备战”，翁同龢却深悉朝野上下小瞧日本的舆论而主战。自此，翁李矛盾表面化。其实，翁同龢不是不了解海军装备，而应该是不了解整个海军衙门、北洋水师士气建设的现状，还以为“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呢（翁同龢语）。这是皇朝各衙门之间各占“山头”不透明造成的吧（便于朝臣相互掣肘、朝廷专制统治）。清末档案存有大量奏请续购洋枪洋炮的疏章史料。但是，一旦形成“一定的地位说一定的话”的观念，建议的理由再多，专权者慈禧也会看花眼而置之不理的。

海军衙门设立与慈禧颐和园修建，两件事几乎同期发生。蹊跷的是，由于设立了海军衙门，朝野上下捐官的风气创下了一个高潮。“颐和园工程，前后（花费）二千余万，同时修茸三海，费五六百万，户部储款不足，尚大开捐班报效以足之。”不知那些努力钻营为官者买官的钱是用于了建设海军，还是孝敬了归政的慈禧？也许，在对皇权有赫赫功勋的慈禧眼里，两者是一样的。

在甲午大东沟失利的海战中，北洋水师的镇远与定远两舰，吨位大、炮力威，而炮速、航速慢，是否有大清皇朝的一点象征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