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时代的文人史笔，大都宣扬“清官”及“大救星”式的官员。历史性的渲染，造成了很多“贤人”在做官之前便向往充当这种“救星”。但是，这种“贤人”一旦做官，便深知“救星”只是根本脱离现世的“理想”境界，因而也被丑恶的现实官场同化。如果个别“贤人”仍忠于当初自己的理想，做一二次“救星”，偶或可能，但如果一直忠于自己的理想，一要么史笔吹牛；二要么从官场坠入庶民。为清皇朝挽回将失江山的堂堂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临终遗言：不信书，信命运。书便是理想吧。

湘军名将彭玉麟就是这种理想式的“贤人”，他命运的跌宕，便是皇朝官场与个人理想的生动而无奈的写照。史家笔记为彭玉麟留下了不少美名。他早期以至为理想的“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的“三不要”将军而著称；后期以多次辞官不就而闻名，后终于在1885年中法战败后以病由辞官归乡，捐巨资创建了有名的“船山书院”，从那个腐朽没落的官场消失了。

江阴人祝吏香对彭玉麟推崇备至，在其《听月轩杂录》中录有彭玉麟逸事多则，其一便是笔者上文“曾国藩纳妾”中提到的道听途说的彭“劝谏”曾国藩一事。另有这样一则故事。

湖北提督刘维桢有一副将谭某，与游击张某是好朋友，两人盟誓为兄弟。一次张游击要去甘肃投效甘军，临行向谭某借重资，并把其妻托给谭某照料。谭某已有一妻，没有生养，又纳一妾，正在造人阶段。张游击把年轻貌美的妻子托付于他，正中下怀。张游击到了甘肃，投军不成，数月下来，所带川资用完，落魄而归，至家妻去室空。张经邻人指点，去谭府讨要其妻。不料谭某说：当初张某把妻抵于谭府，现在钱不还，人就不归。谭只管与张妻造人。张游击告至受了谭贿赂的提督刘维桢及督抚等各衙门，无效，只能天天提着刀寻找谭某。某天，张某听说原两江总督现兵部尚书彭玉麟将沿江来湖北，便找了一条小船溯江迎上，见到了彭玉麟官船，大呼冤枉。彭玉麟把张某召至船上，详细听了张某的哭诉。张某诉完，仰天说：我不识贤愚，受辱至此，幸遇彭公，死也瞑目了。说完就投江而死。彭玉麟上岸入城，召刘提督与谭某到堂，对谭某说：你强占朋友之妻，还能控制提督、巡抚、总督，真有神术，拉出去斩了。彭玉麟转而对伏于地上抖悚不止的刘维桢说：你的劣迹，早有耳闻，久想治你；这种事情发生在身边，你不知道？你是摆设？不作为导致张游击含愤而死，你这种劣官，留在世上何用？拉出去斩了！

祝吏香《杂录》称：“刘警颜如土，便溺污地，战慄声嘶，口不能言，惟泥首乞命而已”，也就是赖在地上不起来。彭玉麟终于改口，“暂以首级寄汝头”。

故事是大快人心。另一则故事是这样的。

彭玉麟在任安徽巡抚期间，经常带员微服私访。一次在某县听说了一个案子，便详尽走访，周密记录，以所带省牍结案。之后，彭玉麟差人把案录的七个县衙官吏叫去。被点到的七官一路上还沾沾自喜，以为巡抚大人一定听说了“吾侪能”，所以直接点名办事。彭玉麟见七人到，便一一点名，然后说：这里有几个恶人，专门为害百姓，要不是你们来，就除不了这几个大害，事情非常棘手，有没有无能力办此事的？这七人大叫：有能力！《杂录》说：“公笑”，“遽驱七人出枭其首”。

这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唯“清官”人治的故事，在中国几千年皇朝史上，可谓九牛一毛，史传未绝。历代史家笔记的记录与宣传也是惊人相似而只能长歌当哭。草民百姓由于听天由命的运气性而只能迷信于这种传说，真假在其次了。皇家对这种宣扬，也是要“舆论”过滤的，只要不针对皇家，不伤及统治根基，传传也无妨。史笔宣传这种与世隔绝的“救星”，既是草民的悲哀，也成了草民的“迷信”——成了一种时代同质的愚昧。

另据时人吴董卿亲耳听他官为淮扬道的父亲吴子梅讲述的关于彭玉麟的一则真实故事。

一次彭玉麟巡江至南昌，捕获了一个大赌窟，豪赌者是当地的“显吏”。彭玉麟把这批人悉数抓到，将绳之以法。但其中有一位“候补道黎某，左文襄至戚也”，即是左宗棠的亲戚。彭玉麟不忍捕杀，便把黎某召至船上，“令速他去”。这事由正巧去船上拜访彭玉麟的吴子梅亲眼所见，可为信史。人情与法律，是一条难于逾越的鸿沟，在人治的皇朝时代，是很难有真正的传说的“青天大老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