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前面文章中就19世纪中叶的洋务与借师助剿问题，表达过一种其始发端于中国民间的观点，愈涉及民间利益，反弹愈来自民间。道理很简单：愈是底层，它代表的利益面愈众，与皇权的制约关系愈少；愈是上层，利益面愈寡，愈具有皇权对自身利权得失的忧患顾虑。1900年，与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同时发生的安定半壁江山的“东南互保”，正统史传大多认为来自盛宣怀牵头，南方疆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及两广总督李鸿章等的发起。其实史实并非如层面上那么简单。这些人的地位及官本位的决定因素，掩盖了其下很多官绅僚属的奔走牵头、为疆臣铺就“东南互保”和议道路的历史真相。这些僚属是更广泛的底层社会的代表者——一旦外敌入侵，遭难更多的是社会底层。京、津庚子乱象便是明证。祸国殃民一词只能用于私利的腐朽政府。

现代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也在其著作中援引当代逐步发现的、1900年前后已经深入中国东南民间的日本势力的外国史料，揭示出了一位当年南方各省疆臣“东南互保”的幕后人物赵凤昌（1856——1938）。赵凤昌早期先后寄幕于直督张树声、鄂督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辛亥革命中都有一定的作为，被称为“民间诸葛”、“中山宰相式人物”、“民国产婆”。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具有排外和反封建家天下政府的双重性质。但由于义和团运动的民间土壤本身具有封建性，因而最终被封建政府利用（或说相互利用）。一旦一种组织或运动成为被利用者，那么它所呈现出来的表象会具有荒唐性甚至破坏性。在京、津形形色色各类“义和团”猖獗的时候，上海已有势力扯起了排外的“义和团”大旗。洋人居多的沿海城市，已经有了中国人避居内地的迹象。

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纪实》真实地记录了东南互保发起的始末。

在南方发生乱象之初，赵凤昌找到了好友何嗣焜（1843——1901）。何嗣焜早期曾任直隶府幕僚，后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此校后来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两人就各国兵舰不入长江内地、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证东南各省人民与侨商、教士安全等事宜作了谋划。何嗣焜认同赵凤昌观点，认为此事必须一个有地位、影响的人物牵头。盛宣怀此时任太常寺卿，并督办邮传部，作为牵头人最为适宜；但此建议由一外国官员提出最为顺当。

于是，两人约了一位美国人前往见盛宣怀。

盛宣怀对东南各省私自立约尚存疑虑：东南立约，没有朝廷的命令，今后怎么办？

赵凤昌说了这么一句话：“公不过暂为枢纽，非负责之人，身已凌空，后来自免关系”，即只是牵头人，而非立约人。这样为盛宣怀消除了顾虑。

多方史料说明，八国联军攻打京、津之时，也惧怕中国民间一致的抗外行动，因而大肆散发安民告示，声言只打击“祸首”清政府，与人民无关。其实，清廷不具备有凝聚一个国家民心的政府性质，那种利用民心排外的行为成了官绅眼里的“儿戏”，这也是东南各省官绅对清政府“抗外”行为所担忧的。这一点，正好与外国入侵者的愿望相符。

“东南互保”立约的会谈者是各外国领事、上海道余联沅、盛宣怀、东南各省督抚所派道员，包括赵凤昌本人在座。后人注意到，出面的都是地方小人物，东南各省疆臣大员没有一个出场。外国领事提出一个问题：今日立约，是东南督抚的私自暗中行为，如果朝廷来谕抗外，如何办理？余联沅一时无语，转问盛宣怀。盛宣怀回答：“今日定约，系奏明办理”。

那么，盛宣怀的“奏明办理”，后来是如何发生转圜的呢？

八国联军打进京城以后，东南各省与清廷失去了联系。赵凤昌为盛宣怀拟写电文致鄂督张之洞：“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

张之洞接电以后，回电询问“有旨”电文出自何处。

盛宣怀接到张之洞的询问电以后，颇费踌躇，不敢担当捏造“圣旨”的罪名。赵凤昌解释说：电文说明“洋电”两字，即传自洋人，我们只是照发传达而已，何况“捏旨亡国不可，捏旨救国则可”。

在一种毫无把握的动荡中，安定也许是社会各层的同一愿望。各疆臣在这种愿望与传闻中，顺应了这种态势。在这种态势中，不排除各层的出发点在于自身的利益得失。历史的评介只在这些人物代表的人群是多是寡。

事情的发展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不知是西逃的慈禧确有派庆亲王奕劻议和的主观愿望，还是“洋电”的要求影响了慈禧，慈禧果然“饬奕劻与各国开议”，慈禧照着“捏旨”做了！慈禧政府内心的脆弱与衰微，似乎在当时中外态势中毕露尽现。

在“东南互保”订约之中，各地方幕僚成了各疆臣的说客和推动者。赵凤昌是盛宣怀的说客和谋划者，沈爱沧（1858——1918，又名沈瑜庆、沈涛园，前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子）前往刘坤一处作说客。和赵凤昌等见解一致的张謇（弃官从商的实业家）对刘坤一也有影响。沈爱沧在其诗中说：“痛定若思茂陵策，故应险绝念平生”，江督刘坤一在抗旨的“东南互保”中的得失犹豫，在“险绝”两字中被表现了出来。

张之洞是清末有名的为官圆滑者，《纪实》这样说：张之洞事后的文章“是文襄自己表彰”，其事前与事后的表现自不足论；李鸿章以清廷谕旨“排外”的抗旨言论“此乱命也，粤不奉办”而留于史册。

另据张之洞自撰的《抱冰堂弟子记》说：庚子乱年，李鸿章、刘坤一不主张朝廷“西幸”；鹿传霖、张之洞则主张“西幸”。至慈禧等到达山西太原，李鸿章又去电请留于山西。（“西幸”时的清廷没有记录李鸿章的这份电报。）——这就是笔者前文“光绪西途”中表达的光绪帝也具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