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同治三年）二月，太平天国杭州城被左宗棠的浙江军攻破。左军奏报朝廷称太平军出城逃逸“不过数千人”；而赣将席宝田在上奏中声言：逃出“强寇且八九万”。同年七月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被攻破，曾国藩上奏称太平军逃出仅六七百人，其幼主已被追杀；地处太平军余部必经之地的浙江左宗棠上奏说：据可靠消息，太平天国幼主就在逃跑的余部中，逃逸军队远远不止六七百人，“余气犹炽”。

就杭州城与南京城的太平军逃逸人数，引得曾国藩与左宗棠相互责难不已，结成了一世的怨恨。很显然，杭州城破以后，太平军往南必过江西。席宝田声称余部八九万人，则可以表明，即使自己被太平军余部打败，责任在杭州；同理，南京城破，太平军余部南逃必过浙江，增加了左宗棠战事的困难。这是这些官僚们“推诿责任”的必然手段。关键是，相比较而言，谁说了相对的真话。史料说明，南京城破以后，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携幼主率众转战于浙江及福建、广东，余部终被闽浙总督左宗棠部扑灭。左宗棠的“余气犹炽”，基本属实；而江西席宝田的“八九万人”几乎就是推测。从后来清廷委予左宗棠收复新疆重任来看，清廷比较相信的还是左宗棠。这种“战报”，用中性词定义可作“权谋”论之，但这种“权谋”，也体现出为将者的人品。

历史似乎已经为曾国藩与左宗棠作了断论。就权谋而言，曾国藩远高于左宗棠；但就耿直、勇略、聪明、决断、人品来说，曾国藩似乎要逊于左宗棠。左宗棠少年闻名而曾国藩大器晚成也说明了这一点。就两人的比较，当时史料中也有各执一词的争论。曾国藩多于阴鸷一面，左宗棠多于阳刚一面。正因为两位“名臣”身上的反差，成就了清廷的权谋，抑此扬彼，互为牵制，逐步夺回了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国内战争中获得的地方权力。这种权力的明争暗夺，可以定义为中国封建皇朝的顽症，而这种顽症，其实是牵制了皇朝君臣一体的诸多精力，成为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进步的真正杀手。

时人评说：“盖以官术而施于军中，虽名臣不免。故同治之不足言中兴，与晚清之终亡，可由是而决”（引自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此说虽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但是，权谋对于国政、国家兴盛的牵制与阻碍，是可以作定论的。官场的权谋决定了它只是一种自残行为；在这种自残中，是勿论“中兴”两字的。史说的“同光中兴”，更多的是清廷对内政权之兴，而非“政权”面对列强入侵“千年大变局”新时代的新气象。忧虑政权的得失，而非忧虑现代概念中国家的兴衰，才是封建政权的根本，此即内忧外患。在这点上，对内对外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