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洋务”是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的民间自发行为——这是被侵略的一种自然反弹，那么，清廷60年代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实行的向外国侵略者“借师助剿”，也是始于此前江浙沪民间的自发行为。

太平军从1851年1月广西金田起义开始以后，一路势如破竹，于1853年3月定都南京。江浙一带的富户纷纷逃往上海，这是上海人口暴涨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从50年代中期持续到60年代初。这是上海老城外从滩涂变成都市的人力基础，也是上海地基价格飞涨、城外租界地从“夷场”变成“洋场”、成为中外“冒险家乐园”的社会基础。内战使得西方“条约”口岸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暴利。

太平军在江浙一带攻城略地，使得上海的富户，包括江南大营的向荣，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苏松太道吴健彰等心惊胆战，纷纷上奏折请求咸丰帝“雇佣洋船”，“合力剿贼”。当时驻沪法国领事敏体尼向本国政府报告：“城里的富户不断地请传教士来劝说我，要求派法国军舰来上海”（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收到吴健彰乞援函后，报告驻华公使文翰：“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可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其事何等轻而易举，而又何等信而无疑！”

但是，中外政府出于各自总体上的利益考虑，经历了一个错选的过程。

清政府考虑请鬼容易送鬼难，怕外国“代平叛乱”的交换条件太昂贵，外国“别具居心”，在“尊王攘夷”和“夷夏大防”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不采夷力”的政府行为，至于地方上，清廷指示吴健彰：自己看着办。

英法等国公使，在这个阶段多次进入南京，对太平天国进行考察。对清廷与“天京”实行为己所用的抑扬手段：以华制华（清政府“以夷制夷”在列强看来就是小菜一碟）。总体上采取了所谓的“中立”政策。

这只是政府行为。直接产生冲突的地方民间行为并不如此，他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只在眼前利益的得失上。1853年9月初，广州洋商买办出身、有“商人道台”称号的吴健彰与沪商合资购买洋船6艘，快艇25艘，并雇用外籍船员、水手及来中国“冒险”的外国兵组成战斗队以打击太平军。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沪上官绅更是“乞西师防堵”。1855年1月，法军远东海军司令命令军队与清军“会兵攻击”上海城小刀会。“借师助剿”在镇压小刀会起义中进行了预演。

当时上海道吴煦对这种行为作了“实事求是”的辩解：为了燃眉之急，仿效吴三桂也未尚不可。

1860年，吴煦等与英法代表达成“协防上海”密约。在《夷务述略》中，吴煦这样直言不讳地说：

“屡令华洋各商百计劝解，并谆邀派兵协守上海，借以笼络。议者转谓西兵入城，岂非引狼入室，正恐堕其术中。殊不知夷人远来，究重信义，我以协守相托，尚不致踞为己有，纵有其事，曲亦在彼。若竟有心窥伺，又以何策抵御！”

意思是，借师助剿是笼络洋人，而非引狼入室，外国人是重信用的。退一步说，即使狼进来了，错在狼；狼真的要进来，也是挡不住的！“曲在彼”，这是后来颟顸清末政府的常用词。

至此，江浙沪一带在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上海道吴煦的的倡导下，借师助剿已经在实际上付之行动了。1860年6月，由吴煦、杨坊主持成立了以剿灭太平军而闻名的华尔洋枪队。

咸丰帝出于整体皇权利益考虑，虽然一开始拒绝地方的“借师助剿”，但在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打进京城、他逃亡热河以后，他不得不“碰鼻子转弯”了：着曾国藩等会商具奏。不再坚持原有的拒绝态度。

咸丰帝病死后，恭亲王、慈禧太后联手发动了辛酉政变。至此，地方上已经付之实践、并卓有成效的“借师助剿”得到了清廷的首肯；但曾国藩的“缓借”策略，更具对内对外策略上的老辣。他门生李鸿章的淮军势力由此进入上海，真正开始了借师助剿。

最终，完全从地方上出于利益考虑为出发点的“借师助剿”，也只能指导着清政府无可奈何、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引狼入室”。始作俑者吴煦一点都没有说错。任何事物的出发点更能说明其发展的本质属性，这是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