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逐渐增兵的情况下在大清中国东南沿海攻城掠地，最多兵力在一万二千人；满清朝廷各地征调奔赴沿海的“剿夷”正规部队，总数远远超过侵略军。但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这种“剿夷”只落得了败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也是不可思议的是，在英军以这支部队从吴淞口进入长江水道以后，各地方上的清兵防御部队人数远远低于英军进攻部队，一般大致在二、三千人。这就形成了英军的局部优势兵力。正因为如此，江淮一带地方官要求招募当地游民的奏折纷纷飞上了皇帝的御案，并得到了批准。那么，这是一批怎样的游民呢？

当时江淮地区地方官多有招募奏折，其中以上远司黄家干奏折较为典型，这样说：“若招募此辈，专司截杀，其利有五：籍其头目于官，遇变不致滋扰地方，一也；既为我用，必不复为贼用，二也；不劳征调，不费转输，而常有数千之众，三也；器械枪炮船只，不烦官造，亦无庸民捐，四也；江路熟习，不避风涛，五也。”他把招募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对于一个平时不养民、与民对立的政权，道理说得再多再美妙，也只是一种悖论，有这种天上掉下的馅饼？黄姓官员的“诱其深入”一语道破了天机，统治者只是“诱”及利用而已。把物质世界的“废物利用”用于人类社会，岂不可笑？尤其，这种利用，成了抵抗外敌时各不相属的乱象（半个世纪后的义和团也是这样），也成了上下的一面镜子——利用与反利用。在要死亡的战场上，谁也不愿被利用的。

湖广道监察御史、安徽人吕贤基上奏说：“窃惟逆夷攻陷镇江府，汉奸到处放火截杀。闻汉奸助逆，大半为淮南盐枭……。为今之计，欲收复镇江城，莫若招服盐枭，以贼攻贼，可以转败为功。查枭徒之首名大仗头，其次名副大仗头，其屯聚之处，则以深江孔家涵子为下马头，瓜州老虎为上马头，而以仪征为总汇。大伙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为群，皆强狠有技能者，炮位、鸟枪、长矛、大刀、鞭锤之器毕具，平日争奋，过于战阵，其凶横如此，诛之不可胜诛。”

吕贤基关于招募“枭徒”“以贼攻贼”的奏折，活脱脱生动地说出了中国传统历史社会“江湖中人”的常态。他们是一批统治者既怕又想利用的势力。和平时期，“枭徒”与官府大致能够既对立又和谐相处，他们在“义”字的名义下，与官府基本做到“河水不犯井水”及暗中相互勾结；一旦出现风吹草动的动乱，其下面真正利益性的利用与反利用的相互关系就显现出来。

从“皆强狠有技能者”可以看出，这种“枭徒”，其实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部门，包括衙役、胥吏、旗兵，这是符合“江湖中人”“多个朋友多条路”、“蟹有蟹路，虾有虾路”的传统思想的。正因为人多势众，又有靠山，就产生“平日争奋”的现象。

这种枭徒现象，是社会上下集团性对立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危机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这与皇朝主流为官制度是相适应的：为官要求精明，左右逢源；但如果这个官员上媚下傲，那么他一定是“动乱”时期的第一个牺牲品。这里面，没有是与非，只是他这种“为官”的自保态度，不符合这个“左右逢源”的社会上下一致的本质而已。

也由于官府对“枭徒”的利用性，会“运道”般地产生平时与“枭徒”暗中有往来、“义”字当头的地方大吏。如果这种利用失败，地方吏员黯然失色；但如果这种利用成功，难保这类吏员会一步升天。后来曾国藩在家乡招募团练时期，涌现出来的湘军将领，何不是同一社会状态下这类吏员的再一次显能呢？

也许，“家天下”的皇朝制度，决定了会出现这种同为家族性质的枭徒帮会集团。毫无疑问，这种利用，由历史条件决定，可能会成功一时，但最终失败是它必然的命运。满清皇权利用民心“排外”，但最终被汹汹民心“排满”而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