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是一个富庶城市。对于英军攻陷镇江的战事，同期著名人物魏源在《圣武记》中说：“镇江繁富十万户，海龄禁难民迁徙出城，出者皆刃夹而搜括之，日捕诛城中汉奸，合城鼎沸。”

清末后人陈庆年根据镇江当时被难者的笔记，在其《横山乡人类稿》中这样说：“是时，周顼与知县钱燕桂驻天都庙，管军需局。海龄以其不附己，拒之入，目为大汉奸，至以兵搜县署，执其贱者七人。惟祥龄为姻娅，得同在城，日纵旗兵巡奸谍，旗卒复扬言城民皆为寇导，遇行者以意审别，辄拟为汉奸，良懦多被捕，一日十三人，百姓哽惧。”

两件史料为后人展现了这样一个事件过程。英军登陆之时，满清镇江都统海龄命令关闭城门，禁止平民出城。凡出城者，家产没收，以汉奸罪名诛杀逃跑者。常镇道周顼与知县钱燕桂率兵驻扎城外山地。在英军攻取山地后，海龄拒绝两官入城（姻亲留在城里），以汉奸罪搜县衙，捉衙役七人，并派兵巡城。由于处于一种“草木皆兵”状态，扬言城民都是奸谍，巡兵旗卒，以目光测平民，多以汉奸罪捉拿。

战事使得清朝内部官民对立、官官私见，一一展示。为什么要禁止平民离城？还是那个封建官僚统治理念在作祟：百姓必须保护官府，而非官府保护百姓。由此，汉奸两字脱口而出了。这种统治理念，和平时期表现得不那么露骨，但移至战争时期，这种理念的报应，有如春天的原上草了。

城内兵败，海龄自杀。后被清政府作为坚决抵抗者迷信般地载入正史。陈庆年说：某笔记与某笔记“说略同，且谓城陷海龄血战良久，力竭回署，跃入烈焰而死。其所述当时事，多不得实情。”海龄的事迹，被同朝后人就这么轻易否定了。在常镇道周顼的口中，则变成了“海龄以查汉奸，戮无辜，为众所围，海龄开炮击民，亦为民戕，夷遂乘内变入城。”把抵抗片面地说成了自残。海龄死时，周顼不在旁边，他只能是一种主观上的推测。据英军亲历者笔记，他们见到了烧焦的海龄尸体。但这不是要议论的题目。它只说明：由于统治理念与现世的脱节，海龄这种“抵抗”的好心，走向了反面，甚至成了扩大内部矛盾的又一个因素，让后人学着前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蠢地争论不休。

镇江防守史料也许只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底层的清兵是值得尊敬的。当英军开炮攻城以后，“他守兵以千数皆震惧，独青州兵奋勇格杀，至血积刀柄，滑不可握，犹大呼杀贼。”但他们，只成了海龄“谕恤”的“万骨枯”而已。清兵只以个体的英勇表现出来，而非整体英勇，这就是后来洋务时期外国教官评判的：清朝军队缺乏一个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大清中国，何不是这样呢？后代的学者，把民众中的个体宣扬当作典范，但他们是否拎错了秤纽绳？

与个体英勇相陪衬对照的，是“以千数皆震惧”。千年中国的传承，使得中国统治者与民众，成了镜子前的内外两人；文人笔记称颂一者或骂一者，其意不必明言了，但天朝统治者还木偶似地在那里窃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