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台湾近代史学者戴玄之在《义和团研究》中这样说：“盖使馆之所以未破，乃荣禄暗中左右之力，非使馆防守之力”，“华军所以未攻入，不是不勇猛，而是无意攻破之故。”戴引用了当时参加防守使馆的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的说法：“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势决裂之后，犹暗中极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而使凶暴者（按：主战派）自败，此亦不可不知者也。”

“减轻其事之结果”只成了这样的结果：对北京普通民众来说，遭到了烧杀抢掠奸淫，外国兵士暴力侵犯的行径令人发指。这在中外诸多亲历者的笔记中都有记述。天津至北京“沿途房屋未经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成瓦砾之场”，入京则“杀人为乐”，“地上遍卧死尸”，“尸首堆积如山”，“联军驻扎后，每至夜间，必闯入人家，奸淫妇女”；对慈禧反动小朝廷来说，获得了“祸首”的暂时“赦免”，于1902年1月初回銮进京又做起了“朝廷”梦。清廷与 义和团“排外”的相交两圆的错位终于露出了其本来面目：义和团排外的纯粹性，而清廷排外的政权性。这是中国历史皇朝政府与“中国”国家概念的错位，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灾难。

朴笛南姆威尔在其书中说：“有一法国志愿兵，胆量甚大，忽跨过防线，欲至中国军中一视，众皆阻之，然彼略一迟疑，仍决意前进，愈行愈远，渐不见其影，无一人谓其可以生还者，或谓此人真疯癫矣。二点钟之后，忽自此志愿兵处来了一个通告，言彼在荣禄军中，待遇甚好，至晚间遂归。……此青年法志愿兵至中国军士中后，中国人出糕点食之，并饮以佳茗，又引至荣禄处，荣禄问予等现在之情形何如？粮食足否？死丧之人几何？此人答言予等甚好，但在此炎热之时，所缺者冰果之类耳。荣禄即取桃子置于此人之袋中，又送西瓜令其带回，并言其部下之兵，可以保护使馆，但此事甚难，因人人皆顾惜自己性命，不敢十分照顾洋人也。”

通过朴笛南姆威尔的记述，后人可以想见这位法国志愿兵决非鲁莽行为，而是聪明之人。他疑惑于中国军队的“隆隆者皆空炮”，疑惑于清军故意打偏枪炮，经过仔细分析判断，有了九成把握，他才会实施这样的行为，而结果正是他所预料的。

朴笛南姆威尔说：至八国联军抵达北京城外，也即8月14日，荣禄认为使馆无攻破的危险了，才指示武卫军撤围。

戴玄之评论说：“荣禄虽不敢十分照顾洋人，但暗中多方调护，与其说荣禄围攻使馆，不如说荣禄保卫使馆，以免拳民及他军攻入，来得恰当。”

据津、京路上急急忙忙攻打北京的八国联军士兵回忆，当他们最终脏头诟面攻破使馆外围，进入使馆内部之时，他们好像闯入了一个盛大的舞宴。历史的画面其实客观地为后人揭开了清廷这个洋奴政府与列强的关系；义和团只是这个政府的棋子，义和团的消亡，只是弈棋者的无能和失败。时人洪寿山《时事志略》说：清军“闻洋兵至，如狼遇虎，如鼠遇猫也”，但杀拳民非常英勇，将拳民头颅挂城门“以迎联军，取媚外人”（戴玄之语）。

公平地说，荣禄保护使馆的暗箱操作，实在与同期的南方各省“东南自保”有相似之处。虽有保护国家不至于整个发生动乱之意，但在生命及相关利益与“被侵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可以设想，面对当时八国联军入侵，政府与义和团只会两败俱伤，而损失最惨重的，只能是政府。这种行为，是牺牲了义和团及民众利益，以保政府的损失降至最低点，而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东南自保是同理）。后人评述，中国人总体上的媚外性至八国联军打击后完全确立。这种对政府不信任的无形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这段义和团史，在后人的学者评论和民众口传中，不知怎么会走向了义和团的“乌合”性这种群众性舆论主流中去的？指责义和团是不公正的。这又是政治与历史事实这两个相交圆的错位造成的？假如要说义和团是乌合之众，那么真实的只是：此时的政府实为乌合之众！政治是什么？是政权的延生物；国家是什么？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民众。按中国历史常理来说，两者是一定会错位的。

政府与国家的错位，也直接造成了利益与政权的错位。这种错位，牵一发动而全身。李鸿章6月15日接到清廷派其“和谈”的谕令，至10月11日才姗姗入京，何不是要这个政权再被敲打得多一点、两者的错位造成的？

（注：李鸿章6月15日接进京旨，7月8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7月17日离开广州，7月21日抵上海，8月7日授全权大臣，9月18日抵天津，被俄兵“保护”并护送，10月11日抵京城。至此，李鸿章“死而后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