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南京条约》中，有一条款是关于战争中被清朝地方政府监禁的中国“奸民”的释放要求，必须“恩准”全然免罪，“加恩”释放（在官本位唯权为大、漠视财富制造者的社会里，皇帝放个屁也应该是对臣下的一种施恩行为）；另外是一条英国议会政府要求贸易扩大化的指令。1840年2月20日，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在给侵华全权公使懿律的训令中说：“你要切记，女王陛下政府并不想为英国臣民取得任何专有的贸易权益，而不同等地推及于其他各国人民。”

对于英国的这种行为，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干涉中国内政”，及和其他国家分享侵略特权。近年来，又有一些历史研究者在寻找英国“管闲事”的原因。对于释放中国“奸民”这一条，有学者（端木赐香的著作中）指出，由于历史造成的清政府与中国占人口多数的百姓不在一个体系中这样一种现状，当有外来力量侵犯清政府时，就为各阶层民的“奸”创造了条件，这是其一；其二，清政府对于民的惩办手段，极其原始残酷。中国古代的刑律的严酷性，是令现代中国人都不寒而栗的（不可否认的原始落后性），当时亲历的英国人也在其回忆录中有此同感。以当时西方人的观点，这种刑法严重侵犯了作为同样一个会说话、能思维、有喜怒哀乐的“人”的基本资格，它根本不把民当“人”看待，等同于处置一只“牲畜”。以现代持平的心态来看待中英古人，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说法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即小市民说法叫“管闲事”。

对于贸易权利“推及于其他各国人民”这一指令，则可以用几种说法加以调侃：一，与他国结成统一战线（政治家说法）；二，英国人也具有中国思维：一个好汉三个帮（小市民说法）；三，英国有着“国际主义”精神（中国的曾用语）？

不可否认，英国侵略者不会平白无故地“管闲事”，或像中国传统江湖中人那样提倡路见不平的“义”字当头，他们的“义”是为自己的总体殖民利益服务的，这和中国传统的皇道儒学嘴上提倡的“重义轻利”本质上没什么两样。对于一个私利政府来说，对外殖民和对内统治是一个范畴。对于当时的入主中原的满清政府惯性思维来说，本质上是异族殖民也未尝不知，尽管大清国民已承认了它的“政府性”。

但无论怎么说，英国侵略政府不但“炮舰”水平比大清朝高得多，它处置战争结果的眼光和水平，也比清政府高出许多。这是中国后人想帮自己祖先说话都帮不上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