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固有的皇权专制统治的落后国家。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以后，落后的现状与自以为先进的“华尊夷卑”学说，导致了对西方文明既趋又避的尴尬局面。在一般士大夫与民间来说，从开始的“犬羊之性”到后来的“鬼子”，其实是一个思想发展脉络。以较为系统的洋务思想来说，也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

第一个提出（并付之行动）向西方学习的人是魏源，他成了清末洋务运动的鼻祖。他的《海国图志》（19世纪40年代出版）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绘制了地球正面、背面图，注明各洲各国，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各地域；介绍了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历史沿革，政治制度，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正因为《海国图志》的系统性，它在清朝中国沉寂了二十年。也许是中国传统地理观念面对全新世界地理观念时，历史给予了士大夫们发呆、内心抗争的一段时间。只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被迫无奈地回看魏源的《海国图志》，抛弃了书中其他内容，只捡了“师夷”之说。

从那时到现在，有很少的学者注意到了“师夷”两字的矛盾性。夷者，落后野蛮人，这是“华尊夷卑”的庞大传统。不管这些先睁开眼的学者如何来解释这个“夷”字，但对于传统的以科举考试为唯一目的的中国所有读书人来说，“向落后野蛮人学习”绝对是一个悖论题目。这是洋务的第一步。

洋务思想的第二步是冯桂芬1861年著成的《校邠庐抗议》。与洋务者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不仅仅来自武器而来自文化制度一样，中国士大夫也逐渐认识到，洋务必须伴之以中国的文化传统制度。从冯桂芬的为官轨迹可以看到，冯先在京城做了几年的五品京官，然后回籍（苏州木渎）丁忧（守丧）并著书。太平军攻打上海之际，他致书曾国藩派兵占领上海，李鸿章率军来到上海。从此，冯成了李鸿章的幕僚。他的思想，经由李鸿章推而广之。冯桂芬的思想便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不可能意识到中与西是两种历史时代的对抗。他的话可以解释为：以资本国家的技术，辅封建国家的名教；以工业社会的技术，辅农业社会的思想。这种观点里，中体与西用的思想呼之欲出。

清末历史又走了二十年。实质上满心排外、自闭的士大夫们为国忧虑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历史习惯性地苦苦在传统中寻找着“制夷”秘诀。此时的清末中国，又经历了中法败战、中日甲午败战及历次的外交耻辱。与维新变法的制度性改革中国社会主张为并列，张之洞等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骑墙观点。假如说冯桂芬的主张有着时代局限性，那么，张之洞的说辞只能是老调重弹了。但他的“进步性”在于延展了冯桂芬的“伦常名教”，广而泛之了，模糊了“中学”的概念，解释权只在他了。如果“中学”与“西学”是对等的，张之洞是历史淹没的中国真正思想家；如果“中学”与“西学”不对等，张之洞则是一派胡言了。

洋务运动第一步 “向落后野蛮人学习”的悖论，不能说服国民性，也导致了“师夷”走入了歧途——洋务失败告终。清末惨败阴影与传统皇朝奴性，混合于这个民族。有学者说，皇朝时代1900年八国联军的最后一次入侵，改变并影响了这个民族。